Subject: Memoir of Mr Xu Jia Tun

From: Micky Wong <[email-masked]>
Date: Wed, 22 Sep 1993 05:32:11 GMT

忘掉了很重要的一段，特补上。

                许家屯香港回忆录（五）　　许家屯
                第十四章��������������六四风云

                    人心大变化

           中银爆发挤兑������三天内提走百七十亿港币
           悼六四死难者������黄文放率新华社员工祭灵

          「六四」北京开枪後，香港市民一直处在激愤之中，不少市民
  以罢工、罢课、罢市，哀悼北京死难同胞。股市下跌一千点，市值损
  失二千亿港币；地产物业的市值至少也下跌二千亿港币。也就是说，
  仅是股市和地产，巳损失了近四千亿港币。

          市民在政治上的义愤无处发泄，就涌向中国银行挤兑，三天之内
  提走一百七十亿港币，来势异常猛烈。在六十、七十年代，香港大学一
  批青年学生，拥护毛泽东思想，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被称为国粹派。现
  在，这批青年多巳成为香港社会的精英，有的在外国银行香港分行任总
  裁、经理，有的任职一些大公司的主管。六四之後，他们中一些人聚会，
  多数人愤慨地主张，乘挤兑中国银行之机，把中国银行搞垮。这说明什
  麽呢？一度他们是香港最爱国、最热爱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竟然发生了
  这样激烈的变化！

          当然，挤兑风潮对香港金融有破坏作用，受损害的，最终还是香
  港市民。工委经过讨论，由中国银行向港英政府和汇丰银行紧急交涉。
  他们同意支持，由香港政府发表声明，汇丰也准备调集一些资金支援。
  当然，中国银行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调度，大陆总行也调
  来资金支援，尽快平息了挤兑风潮。

          六四後，香港移民又起高潮，外国领事馆外大排长龙申请移民，
  不少内地的外派干部拿到香港身分的，也打算移民，公开在领事馆外排
  队等候。中国驻外使馆人员外逃的消息，也不时传来。

          香港的公司企业迁册风潮又起。连一向表示不移民、不迁册的李
  嘉诚，也改口声称，是否迁册，由董事会决定。

          六四之前，新华分社门庭若市，就是请愿游行期间，接触面也很
  广。「开枪」之後，一下子冷清下来。很多一向同中国关系较好的人士，
  都开始疏远；连平时和中方关系密切的人士，也不见面了，他们也要同
  北京方面划清界限，保持距离。一些商人纷纷停止与国内的生意，甚至
  把办事机构从内地撤回。

          六四後，一些香港支持北京学运的团体，在新华分社大楼的对面
  设灵堂，祭悼六四死难者。行人经过，都参加吊唁致敬。郑华很紧张地
  告诉我，黄文放带头搞了横幅，准备率领社内一些干部和工作人员去灵
  堂祭灵。黄文放是对台工作部部长，前次部长们的签名，也是他带头的。
  郑华告诉我，他们对黄文放做工作，劝阻无效。郑华要我出面再做做黄
  文放的工作，他去劝阻群众。我签应了。我把工委的意见告诉了黄文放，
  希望他不要带头，自己也不要参加祭悼活动。黄文放不置一词，转身依
  然率领香港本地员工，打着横幅，走出新华社大门，在对面灵堂前做了
  祭悼活动。郑华的劝阻工作，只在少数内地来的员工身上产生效果，他
  们没有参加祭悼。

          四个月来，新华分社大楼，以及对街体育馆的墙上，贴满了各式
  各样的大字报和漫画。「六四」一个多月後，我们徵得港英政府同意，
  准备由新华分社员工自己动手洗刷乾净。由於贴大字报所用的胶水，洗
  不掉，行政处就请中资机构下属的清洁公司帮助清洗，当然也是要给钱
  的。但是「左派」机构的清洁公司知道清洗的是新华分社大楼惊壁上的
  大字报，坚决不肯接受。

          围棋国手聂卫平要去东南亚参加围棋比赛，途经香港，与他同行
  的还有浙江省的挢牌队。我邀请他们在新华分社赤柱招待所聚餐，约他
  们下什四点钟就到，因为我也喜欢下围棋，想藉机向聂卫平讨教。

          聂卫平和其他人下午四点多就到了，挢牌队的队长需在九龙办一
  点事，会晚一点来。我们一面谈话，一面等他，一直等到晚上九点，他
  才到。问他为什麽这麽迟？他讲，在九龙叫「的士」（出租汽车），的
  士司机听到要去的地址是赤柱香港新华分社招待所，立即掉车而去，不
  肯载他，连叫四辆的士都如此。

          後来，他只好请一个过路人帮他叫车，只讲地址，不讲是新华分
  社的地方，这才找到一辆车载他前来。我和聂卫平听後都十分震动，没
  想到，连的士司机这样的基本群众，对我们都持这种态度。

          六四後，为争取港人恢复和中方的交往，了解北京新领导班子的
  政策，我积极徵求港方中国上层一些肯接近我们的人士，鼓励他们访问
  北京。包玉刚、李嘉诚同意去北京，但只见邓小平。我同意为他们安排，
  包、李也先後见到邓小平。他们回来後都和我聚会，谈了会见情况。
  包玉刚谈及邓小平对英国政府持强硬对强硬的态度；李嘉诚则语焉不详
  地表达了他的忧虑：「如邓先生而言做下去，非港人之福。」我懂得他
  指的「邓先生而言」，是和包玉刚讲的同一内容。

          其他先後有几批人也同意去北京，但条件是只见江泽民，不见
  李鹏。我也答应，做了安排。他们见到了江泽民。也有人同意见江也见
  李，但要求见李不公开，不发新闻。我同样接受，做了安排。只有罗德
  丞没有拒绝，他见了李鹏，做了公开报导。

          大多数去北京访问过的，不管见了谁，回港和我谈及感想，都异
  口同声说「北京领导人不了解香港情况」，表示很失望。有人甚至说，
  「他们（指会见的领导人）把香港当敌人看待。」我不便细问，也就很
  难对这些人做解释。

          後来李後给我打电话说，江泽民不愿意再单独见什麽人，理由是
  如果他们不愿见李鹏，他一个人不方便单独接见。这样，约好的几批
  人士，便迟迟不能成行，又不便将江泽民的理由坦直回覆给他们，只好
  藉辞拖过去。我深感香港人心变化之大，而北京又不能也不想理解，今後
  香港工作实在难做了。                          （一二五）

                      （许家屯回忆录转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