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bject: China After Deng new14

From: [email-masked] (xuping jiang)
Date: Wed, 30 Mar 1994 21:32:37 GMT

邓去世不会对中国产生根本性影响

                              ――访湖南师范大学教师颜 真

    同是嗜辣椒如命的湖南人，但一九九零年才在多伦多认识。自从我在报纸
上编发了他的《民主化：当今中国的情绪化目标》一文，我们便成为挚友。
    当时海外民运处于高潮，他原本认为报刊难以发表他的反潮流观点，没想
到我不但用一整版加半版的篇幅推出，而且加上编者按以期引起讨论。文章果
真在加拿大中国留学生中造成轰动，我又编发了近十篇赞成或反对他观点的文
章，并在多伦多大学为之专门召开了一次讨论会。
    我还怂恿他的文章投到香港、台湾、美国发表，结果引起更大反响。也因
此，我被某些激进分子指责是他背后的“黑手”。
    事实上，我和他在观点上有不小的分歧。后来他搬到我家楼上，几乎天天
晚上争论不休。在加拿大滑铁庐大学的一次演讲会上，我们甚至当众辩论起来。
在我看来，他观点的价值在于不象那些激进分子，把集权的崩溃、垮台看得太
简单；但他的问题在于太静止看待中国民主化的障碍。
    他的口才虽不至笨拙，但在与胡平、阮铭的辩论中，不能不说居了下风。
他的倔强、固执的性格，连我这个湖南人都叹为观止。不过，与他熟悉的朋友
都说，在人品上他是无可非议的――即使你可能认为他的观点与当局太接近。
    他写文章常用的笔名是一是高戈、一是颜真，其实他真名叫阎真，一九五
七年九月生于湖南长沙，父亲是河南人，母亲是湖南人，均在湖南师范大学任
职。一九八零年，阎真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时谢绝到中央机关工作，甘
愿到湖南师范大学当了一名教师。一九八五年考上湖南师范大学现代文学硕士
研究生。一九八八年留学加拿大，一九九二年初放弃加拿大永久居留身份，回
到湖南师范大学任教，业余时间撰写了一部反映中国留美学生的长篇小说《北
美岁月》――自然不是《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或《北京人在纽约》之类。
    回国两年之后，他对中国的现状和前景的看法似乎有不少改变，由极度悲
观变得相当乐观，同时与当局的观点也更接近。不过，我仍然认为，他的某些
看法值得引起海外人士的深省。
    以下是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他接受笔者访问的全文。

                        今日大陆类似昨日台湾}

何  频：你从一九九零年开始在加拿大《新闻自由报》、《星岛日报》和香港
        《争鸣》上发表文章批评民主激进主义，主张渐进改良，引起很大争
        议，你回国已近两年，有什么新的想法？}
颜  真：我先谈我个人的一点感受。九零年初我在报纸上发表《国情问题：无
        可迥避的挑战》一文，那时“六四”过去未久，我心理是有压力的。
        当时，民主激进主义有着绝对的的道义正义性，批评它的确需要一点
        勇气，当时我是克服了内心的道义愤怒，从理性的角度以现实主义的
        眼光去看待中国的事情的，在今天我不仅对自己当年的观点更具理论
        信心，而且具有一种道义的自信。如果当时我对民主激进主义的批评
        是一种理性的批评，那么今天这种批评将是理性和道义的双重批评。
        这种道义自信来自对激进民主化进程将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现实后果的
        思考。现在我对那些至今仍坚持以激进态度来观察中国问题的人，除
        了对他们政治上的幼稚和理论上的脆弱远离现实予以嘲笑之外，对其
        道义正义性也抱有了越来越深刻的怀疑。哪怕他们高举“六四”作为
        这样正义性的旗帜，这种道义上的怀疑也不会有丝毫减退。我把对中
        国人民的现实利益和这个民族的前途的关注作为考虑中国问题的道义
        基础，前提是爱国主义。不爱国的人在谈论中国问题的时侯请免开尊
        口，做自己的世界公民好了，因而他们并不想在良心上承担什么。
何  频：现在大家都在关心邓小平去世后的中国情势，您有何看法？}
颜  真：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从加拿大回国已经近两年，对中国的现实比
        一些人可能有更直接的感受，对人民的政治心态有比较准确的把握。
        我是一个普通教师，没有任何政治功利性扭曲我观察的客观性。我之
        所以要说明这一点是因为，我在海外几年中看到，观察中的感情因素
        扭曲了人们的判断力，这不是个别的现象。
          对于一个已经九十岁的人来说，“之后”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
        “之后”的多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最大的可能性是稳定发展，一如
        今日。邓小平之于当今中国，不同于毛泽东之于昨日中国，而类似于
        蒋介石之于昨日台湾。

                        江泽民的权力基础已经稳定}

何  频：这是不是说得太笼统了，能否详细谈谈理由，例如中共高层权力结构
        也会持续稳定吗？}
颜  真：从权力层面来看，江泽民的权力基础已经基本奠定，潜在的威胁力量
        虽不能说没有，但看不出有强大力量。邓小平在“六四”之后有时间
        为身后的稳定作出安排，比如对“杨家将”的处理，这是为江泽民权
        力的稳固扫清道路。这件事留给江去办，就很难办。在这一点上，江
        和当年的华国锋的情况完全不同，毛泽东没来得及做的事，邓小平已
        经做好了。唯一能够对江泽民权威构成威胁的，在我看来只有陈云的
        力量。那种情况发生，可能导致中国向左转，但这种可能性极小。
          所以我预测邓之后中国权力结构将基本稳定，而不会象毛之后一样
        发生巨大的变化。

                        不要把老百姓看成傻瓜和懦夫}

何 频：从其它方面看呢，例如中国的经济状况，这种高速度能否持续下去？中
        国经济到底如何？}
颜 真：在我看来，邓之后中国将稳定发展的这种判断最基本的依据还不在于
        高层，而在民间。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中国改革十多年，经济的发
        展是有很大成就的。你到中国任何一个市场去看看都可以看到物质的
        丰足。无论是食品市场还是日用品市场。特别是城市，人民在吃穿方
        面与西方已没有本质的差别，当然在住和行的方面还相差很远。这是
        中国有史以来没有出现过的局面。这与毛泽东时代的匮乏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考虑到这种变化发生在十多亿人的中国，我愿以“经济奇迹”
        来形容。对于这种局面，老百姓从心底里是珍惜的。日子过得不错，
        为什么要来一场没有把握的社会大变动呢？中国老百姓是非常现实和
        非常功利的，这种现实功利主义是一种最基本的价值观。
          海外有些人把中国老百姓想象成为新闻封锁下的傻瓜和政治高压下
        的懦夫，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国老百姓并不象他们想象的那么闭塞，
        那么迟钝，当然到处都可以听到牢骚。但我希望海外的朋友们不要为
        牢骚而对中国政治形势作出危机四伏的判断，这种牢骚远没有达到形
        成一个社会运动的强度。正如在美国也到处听见牢骚却并不意味着制
        度将有根本性的改变一样。根据这种信息加上自己的感情因素，作出
        危机将爆发的政治判断的人，只会又一次跌破眼镜。

                        别不甘寂寞：民主不是时髦话题}

何 频：看样子您的观点也在变化，您回国之前反对激进主义的一个理由不是
        说中国危机四伏，经不起折腾吗？转换一个话题，大陆人现在政治心
        态如何？}
颜 真：中国人的政治心态可用一句话来表示，就是：政治意识淡化。这种全
        民性的政治意识淡化，与全民性的经济意识高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民主在任何意义上、，在任何圈子里、在任何场合上，都不再是一个
        时髦的主题。几个知识分子凑到了一起谈一谈民主化问题，这种事我
        回国两年来既没有遇见过也没有听说过。并不是不敢谈，私下里不要
        说谈谈民主，骂邓小平也不会有危险，而是没有兴趣。
          九三年六月初我在北京参加了一次大学同学聚会，与会的有二十多
        人，来自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热门话题是沟通经济信息，是个人发
        展，谈到政治只是调侃说：“‘六四’之前你们在这里聚会是什么意
        思啊？”根本无人去回忆“六四”，或提及被关押的王军涛等人。
          我还不敢说那种在政治上持激进态度的人完全没有，但即使有也是
        极少，没有任何代表性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我工作单位的一位教师说：
        “现在搞什么政治，谁也别搞，对那些不甘寂寞的跳出来的人，我赞
        成枪打出头鸟。”另一位教授说：“大家不谈政治，中国就在慢慢变，
        量变到质变，就是和平演变。”这些话在知识分子中具有很大的代表
        性。
何 频：老百姓是否担心出现混乱？}
颜 真：对。这是中国人民政治上的心态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对社会不安定、
        社会动乱的恐惧。他们需要某种权威力量给他们安全感，这种权威
        非共产党莫属，这是中国的现实。
          我特别提请人们认识到苏联的巨变给中国带来的现实影响。与很多
        人原来想象的相反，苏联的变化不是极大地促进而是极大地阻挠了中
        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苏联的现实使民主理想主义趋于破灭。人们这时才现实地意识到，
        民主并不会自动地带来一切，而要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这种现实      
        对中国知识分子有特别强的说服力。使他们终于看到“民主化”本
        身不能作为一个抽象的出发点，现实的结果更是需要首先考虑的问
        题。在这种心理背景下，“六四”以前知识界那种活跃的民主气氛
        完全消失了。谁也可以看到，如果苏联的情况在中国发生，结果将
        会严重得多。中国漫山遍野都是人，出了问题国际社会是救无可救
        的。
何 频：您是否还坚持您几年前的观点，也是老邓的观点：稳定压倒一切。}
颜 真：这也许是一句绝了一点的话。但是在价值判断上，社会的安定和经济
        发展比民主化更重要。一些主张激进政治改革的人们的基本论据之一，
        是中国早晚要经历一场痛苦的社会转型过程，在劫难逃，迟痛不如早
        痛。这样的观点对今日中国人来说，说服力是太微弱了。人民不会
        因为一种崇高的目标接受有违于他们现实利益的东西。忍受痛苦的      
        社会转型过程，这种话他们是听也不要听的。不可能去设想人民为了
        民主理想去接受自己最害怕的东西如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更何况，
        我也看不出痛苦的转型过程无法避免的论点有什么非常充分的根据。
        在我看来，这种过程不但应该避免而且必须避免，也能够避免。
          如果不幸没有避免对中华民族对中国人民都将是一场巨大灾难。
        对那些把中国局势往那个方向推动的任何人任何组织，我从理性和
        道义的两种立场上都给予最强烈的批评。当然，这种批评也许是多
        余的，至少在中国大陆，激进主义不再是任何意义上的一种政治力
        量。现在宣布民主激进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完全失败，已经
        不再是一种超前的历史判断。
          我因此劝海外的某些朋友们，包括曾对我的观点进行过批评的朋
        友们，站在对民族对人民负责的立场上，重新考虑自己对中国问题
        的态度。

                        今日方励之不是被欢呼而是被嘲笑}

何 频：激进主义在海外已不象您想象的那样有市场，事实上有不少当年的激
        进分子今天在争先恐后“投共”呢!但是，我并不相信您说的那样，
        大陆老百姓那么快地全“想”清楚了。}
颜 真：我们要看到的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人的政治心态与“六四”之前有了
        极大的差别。其中苏联解体和动荡，南斯拉夫内战都对中国人民特
        别是知识分子有很强的说服力。这就从道义上瓦解了民主运动的社
        会的心理基础。
          我可以说，如果今日有人象方励之当年那样讲话，他在知识分子
        中得到的评价不是“勇敢”而是“轻率”，他受到的将不是欢呼而
        是嘲笑。中国知识分子并不是不懂民主化的道理，但他们更要考虑
        面临的现实。一位教授说，中国也象苏联那样搞一下，我也吃不消。
        一位博士生说，就算能搞出名堂，我们这一辈子也享受不到了。这
        种心态极具普遍性。中国知识分子心态矛盾，但对人民对自身现实
        利益的考虑居于主导地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知识界在民主化问
        题上相当平静的原因。任何理想，无论其多么崇高，任何道理，无
        论其多么正确，它如果违背了人们的普遍利益，就不会有生命力。
        也许我们还可以这样表达，理想的崇高性和道理的正确性，应以人
        们的普遍利益为基础，而不是与之向对抗。这样社会心态的变化是
        “六四”以来民众心理的一个根本性变化，对这种变化由于个人觉
        悟上的原因拒绝承认拒绝理解的人，不可能对中国社会有起码的理
        解。
          我讲了这么多来分析中国人的政治心态，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
        邓小平之后，中国民间将会相当稳定。

                        邓去世后不存在国家改变方向的问题}

何 频：据您上面的分析，中共高层和中国民间都相当稳定，是不是意味着邓
        小平的去世不会对中国造成根本性的影响。}
颜 真：我基本上是这样认为的。对民间我把握大一些，对高层我看不太透，
        高层发生巨变的可能性在我这么看来不大。即使发生巨变，那恐怕更
        都的是权力因素起作用，经济中心这个方向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十
        多亿人的意志不是谁能够因为大权在握就能够对抗的。中共高层领导
        人也是现实主义、功利主义者，十亿人的意志他们是了解的。
          因此，在邓小平去世后基本上不存在国家改变方向的问题，这与毛
        泽东当年去世时的情形完全不同。对于邓的去世，民间已经有了足够
        的心理准备。如果这个事件在明天发生，大家也不会感到突兀，该干
        什么还干什么。当年毛泽东去世使中国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发展方向都
        有了根本改变，因此对邓的去世特别关注。我可以说在这两个基本方
        面邓之后和毛之后情况完全不同，历史不会重演。

                        老百姓是阻止动乱的强大力量}

何 频：大陆现在社会治安相当差，罪案巨增，流民甚多，社会冲突愈来愈
        烈……据您看在邓之后出现社会混乱的可能性是否存在，不是说政治
        性的大混乱，而是社会性的混乱。}
颜 真：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这种可能性不会很大。基本的原因在民间，老百     
        姓不愿动乱，这是阻止动乱的最强大力量。中共高层只要不为权力
        之争而出内讧，控制局面的能力是有的。为了某种利益发生局部动荡
        的可能性存在，但全社会性的大动乱缺乏利益的基础。
          社会是否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共高层处理问题的能力。比如
        说，社会腐败特别是高层腐败是社会动乱的一个诱因，通货膨胀失控
        和两极分化严重都是可能的诱发因素，但处理这些问题对中共高层来
        说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当然还有改革中造成的失业问题。已经有不
        少工厂停产，因为生产越多亏损越大。这个问题当有潜在爆炸性。是
        所有问题中最危险的问题。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民主制
        度上更加难以解决，现在至少还可以压一压。根本的解决要在发展经
        济过程中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当然，以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做不
        到的。

                        中国十年内没有戈尔巴乔夫}

何 频：您认为中共高层会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从内部进行根本性的   
        政治改革？或者潜伏着叶立钦式的人物？}
颜 真：十年后我不敢说，因为那时候整个社会经济基础和生产水平可能为根本
        性的政治改革奠定了基础，但我可以肯定的说，邓小平之后近期中国
        绝对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中国社会不具备那种社会基础，推进这种改革的人会失去对局面的
        控制，事物的发展将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而局面失控对中国来说将
        是灾难性的。
          所以我根本不必问是谁在台上掌握了权力，只要他是现实主义者，
        他就不会去进行那种尝试。这种尝试缺乏社会基础，知识份子的民主
        理想主义已经破灭，完全放弃了在民主化的第二天就解决所有问题的
        浪漫想象，这种想象在精神上支持了八九年的运动。所以无论中央是
        谁大权在握，他都不会进行激烈的政治改革。出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
        或叶立钦的社会条件是根本不存在的。他至少要对这个国家，对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负责。十多亿人的国家，谁
        敢去冒那个险？稍微搞得不好他就会变成历史的罪人。当然我也不愿
        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共上层在经济结构变化的强大压力下，为
        民主化作出缓慢实现的安排，如台湾的国民党，而且，我们为什么不
        可以这样理解，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在客观上就是这样一种历史安排呢？

                        民主制度不可以解决中国问题？}

何 频：您在上面一再提到民主化可能带来的社会动乱和这种动乱对中国社会
        的危险性，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设想民主制度也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
        呢？难道中国一民主，就会大乱？我看您的这个观点还未改变过来，
        以为民主就是无政府、无法制……}
颜 真：并不是有了一个现成的民主制度，我们明天拿过来就是了。我并不是
        想说中国人民特别喜欢专制制度，有了一个民主体制也要推翻它。
        我看到的是社会转型过程的痛苦性，整个社会结构推倒重新建立，      
        这种过程你想想会多么漫长，多么艰难。特别在中国这样的大国。
          不说社会的混乱经济的衰退，经济停滞人民都是无法忍受的。多少
        人都想在自己这一生过好一点的日子呢！突然这种希望被一种抽象的
        民主理想打破了，你想他们会同意吗？比如我个人，我还想要住好一
        点的房子呢，忽然社会动荡起来，把这种希望推至遥遥无期，我心里
        会怎么想？我并不是不理解民主的意义，但还是要从自己的现实考虑
        去行动，这种心理我想是可以理解的。

                        社会运动需要现实利益做动力}

何  频：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您的意思，中国民主化过程不会因为邓的去世而  
        出现新的局面？}
颜 真：是的。这是从对社会进行分析中得出的结论。一种社会运动需要一种
        现实利益作为动力才会具有持续的力量，中国民运缺乏这一点，所
        以它是脆弱的。从“八九民运”我们看到这一点。很多人没有看到这
        一点，所以预测民运高潮会迅速到来，他们犯了理想主义的错误。
何 频：难道您对中国民主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持怀疑态度？}
颜 真：民主化当然有必要。但必要性不必详细说了。这种制度的缺陷是明显
        的，需要作根本性的改造。这种认识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是常识问
        题，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可能性，我还是用前几年的提法：以渐进改良的方式达到革命
        的目的。以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不断变化，带动政治上的缓慢改
        革，在不知不觉中，质的变化就产生了，象台湾当年一样。台湾在五
        十年代去搞民主化就不会有今天。在这里经济实体的独立性不受权力
        系统的制约很重要，那样政治上的改革对经济影响比较小，中国正往
        这条路上走。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也很痛苦，要发展经济有些步子不
        得不迈出(如股份制)，迈出以后又瓦解了自己的权力基础。
          我以“经济杠杆，逐渐改良”八个字来表述中国民主化的道路选择
        和可能性。中国民主化的社会条件是在经济基础的变化和经济发展进
        步过程中逐渐成熟的。这个过程很长，最不愿意接受这种事实的是海
        外的民运人士。他们的角色定位特别是他们的利益决定了他们政治选    
        择上的本能的激进态度。说不定还有人在心里抱怨中国老百姓太愚昧、
        太缺乏民主意识呢。其实中国老百姓一点都不傻，他们知道自己的利
        益在哪里。老百姓没有错，错的是他们自己，要对自身立场作根本反
        省的也是他们自己。
何 频：这样说来，您的意思是海外民运与中国老百姓的利益、希望完全是脱
        节的……}
颜 真：我坦率地说，由于利益的差异，民运人士的心态与中国老百姓的心态
        有相当遥远的距离。也许他们在感情上拒绝承认这一点，把自己想
        象中的中国人民心态当做中国人民的现实心态，在想象中完成心态
        的一致性。但现实总是让他们失望并会继续使他们失望。邓的去世
        对他们又是一次新的希望，但我可以告诉他们，这种希望十有八九
        是会落空的。他们也要有接受残酷事实的心理准备。他们在内心也
        许还以为自己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人民的代言人，我完全不      
        是这样认为。
          我更多地把民运组织看成有特殊利益的政治团体，他们的利益和
        中国大多数人的利益的矛盾性已经十分明显，一方希望稳定下来发      
        展经济，一方害怕稳定找不到政治机会。作为朋友我愿提醒他们，
        把个人的发展希望寄托于邓之后的动荡是希望渺茫的，也是有违于中
        国人民利益的。推动这种动荡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道德的。

                        希望“六四”被历史冷处理}

何 频：在中国逐步民主化、现代化的时侯，“六四”平反是否可能？}
颜 真：“六四”不可能平反。“六四”平反作为一个信号，必然是全面政治
        改革的前奏。既然根本性政治改革在最近几年是不可能的，那么“六
        四”平反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共产党在执政的技术处理上不会那样没
        有考虑。我希望“六四”得到历史冷处理，一如台湾的“二・二八”。
        当然想热处理的人是有的，以“六四”平反为契机打开一个政治缺口，
        毕竟“六四”是中共最软弱的腹部。今日大陆人对“六四”并不那么
        关切，毕竟这么久了，而且，相当多的人对“六四”的看法有了改变。
何 频：能否谈谈这些政治改变的具体内容？}
颜 真：当时人们的感情极度愤怒，自称“人民政府”却向人民开枪！我当时
        在加拿大，我当时还为“美国之音”写了“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书”
        呢，但我还在美国“新闻自由导报”上发表了“封建制度：今日中国
        之写照”的文章呢！我的观点调整比较早，在九零年代初就作了调整：
        民主化要从中国的现实和中国人民的现实利益出发，民主浪漫主义在
        现实中是危险的。那时苏联还没有变。
          在苏联巨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后，国内相当多的人对“六四”对“八
        九民运”的看法改变了。很多人认识到，如果“八九民运”成功，中
        国局面将无法收拾，这几年的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不可想象。
          可以说大多数人对邓小平的选择有了某种理解，虽然他们对开枪的
        方式仍然是反感的。不知听到一个人感叹：“不开枪就好了！”言下
        之意压下去还是对的。
何 频：您自己呢?您是否也认为“不开枪就好了”，但“非开枪不可”？}
颜 真：对于“六四”，我个人的态度也很矛盾。用我的理智说话，我认为邓
        小平的选择毫无疑问避免了中国社会一场持续的动荡，这对中国今
        后的经济发展有决定性意义。用我的感情说话，一个政府向人民开
        枪无论如何是不能原谅的。
          我还有个看法，对于“八九民运”，将来即使在实现了民主化的
        条件下，历史的评价也不会一边倒。它在政治上毕竟是非常幼稚的，
        在拿一个十多亿人的国家的前途作毫无根据的政治冒险。这一点当
        时最聪明的人都没看到，民主浪漫主义冲昏了人的头脑，但现在最
        迟钝的人也看到了。我相信历史会客观地认识到邓小平选择的正面
        意义。历史的是非毕竟不是由一种人道感情来确定的。如果中国陷
        入一种持续的政治不稳定局面，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将百倍沉重。
        那是一种更大的不人道。
 
\                       留学生在政局中的角色}

何 频：您是否注意到中港关系的恶化？}
颜 真：我相信中共对香港“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会兑现。原因很简单。一个
        繁荣的香港对中国有利。五十年已经足够了，五十年中国也会变。
        最近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破裂，彭定康决定自行其是。但在香
        港问题上，中共有绝对的主动权。不论彭定康搞了什么，推倒重来
        就是。在香港问题上，政府的强硬态度得到了人民的普遍支持，在
        这里民族自尊心起了很大的作用。
何 频：楷体{虽然象您那样义无反顾地放弃绿卡的人不多，但现在不少留学
        生都回国去了，他们在国内的作用自然会逐渐大起来。我问的是，
        仍然留在海外留学生对中国的政局有何影响？}
颜 真：海外留学生包括民运组织，对中国政局的作用非常有限。在大陆感觉
        不到他们的影响的存在。也许他们应该放弃一种看法，即只有他们
        理解民主的意义和价值，他们是启蒙者。完全不是这回事。大陆知
        识分子对民主的认识并不比他们差到哪里去。他们在大陆进行民主
        宣传，至少在知识圈子里面是完全不必要的。他们能在海外呐喊几
        声，作为国际压力的一个比较小的部分(相对美国压力而言)，使中
        共在人权问题上小心行事，这是他们唯一能起实际作用而且应该做
        的工作。这个问题要实事求是，不必在幻想中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政
        治巨人。
何 频：赵紫阳复出的可能性如何？}
颜 真：几乎为零。但也不绝对排除一种几乎不存在的可能性，即在一种动荡
        中出现权力真空时，由他这样一个角色收拾局面。前提是动荡和权
        力真空。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天的局面”}
何 频：最后一个问题，回到我们的主题，您怎样评价邓小平的历史地位？}

颜 真：}历史以成败论是非，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邓小平引导中国走向“
        经济中心”的正确方向并沿着这个方向走了相当的距离，这是他的
        成功，毕竟历史给了他而不是别人这样的机会。我刚回国的时侯，
        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某教授带我参观学院的新图书馆。他说：
        “邓小平是民族英雄，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天的局面。”我说：
        “‘六四’怎么办？”他说：“谈起‘六四’没人心里痛快，特别
        是北京人，心里解不开的疙瘩。但当时邓小平不下决心压下去，小
        至我们学生，大至全国，今天的局面是不可能的，‘六四’我们还
        是交给历史先生去处理吧。‘六四’是邓小平的一个污点，当不会
        影响他仍为一个正面的历史形象。”
          我个人对邓小平也有一种矛盾心态，但基本是认同导师的看法的。
        当然人们也可以说，邓做的事别人也可以做，甚至做得更好。但毕
        竟是他而不是别人在历史上做的。正如我们可以说，林肯做的事别
        人也可以做甚至做得更好，但毕竟当时是林肯而不是别人做的，人
        们就肯定林肯。历史为毛泽东提供了机会，毛泽东没有做好，邓做
        好了，这就有个对比。
          最后我要再说一句，邓小平的去世和毛泽东的去世不同，权力结
        构(江泽民体制)和社会方向(经济中心)都不会改变。邓小平之后社
        会变化会小得多。

(本文摘自何频所著的《邓小平之后的中国》一书，该书即将由明镜出版社出
版香港版和北美版，新新闻文化公司出版台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