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bject: China After Deng new9

From: [email-masked] (xuping jiang)
Date: Wed, 30 Mar 1994 21:28:58 GMT

中国政局的“短期稳定”

                        ----访著名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

    司马璐先生是国际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目前在港台海外，恐怕没有一
人能象他那样对中共党史(尤其是四九年以前)了如指掌。这不仅仅是因为治
学严谨，而且他具有别人可望不可及的先天条件――他原来就是中共早期成
员，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比较熟悉。说他是中共党史的活档案，可丝毫也没
有夸张。
    他早在一九三七年就加入了中共。一九三八年担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图
书馆主任。一九三九年为延安新华通讯社主持人之一。一九四零年到重庆，
在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下担任地下工作。一九四三年正式脱离中共。脱离中
共后，一度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担任民盟青年部长，并于同时创办“自由东
方”杂志。一九四五年组织“中国人民党”。一九四八年组织“中国和平民
主同盟”。一九四九年后流亡香港。一九五一年在香港组织“自由作家联谊
会”。一九五二年担任香港亚洲出版社总编辑。一九五三年创办自联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创办《展望》杂志，该刊共出版二十六年。一九八三年移民美国，
主持《探索》杂志。
    司马璐先生曾多次应邀在世界各地举行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上作有关中
共党史的专题演讲。有关中共党史的著作有《中共的成立与初期活动》、
《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与北伐》、《中央苏维埃的成立》、《瞿秋白
传》等二十余部。
    晚年他的著述不算太多，但篇篇都值得细读。我对他文章喜爱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他的文章少八股，也少有海外反共作家常有的脸谱化、概念化特
征。
    一九九四年一月，他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邓小平死后面临的历史评价}

何  频：上次您在华盛顿会议上就邓小平去世后的中国问题作了很精彩的发
        言，许多报纸刊登了您的观点。据说您其中“没有张学良就没有新
        中国”的观点，张学良本人有反应?
司马璐：邓小平之后的中国有必然性、偶然性，中共一向强调历史的必然性，
        他们曾经说共产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但事实证明这个“必然性”
        错了。中共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个说法也证明错了。
          事实上是没有张学良，就没有新中国，张学良所领导的西安事变
        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这个事件改变了中国历史。所以说，历史发
        展偶然性的因素不可忽视。
          不久前唐德刚教授也说，中国历史象红军“长征”的事，不算第
        一次。例如黄巢、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长征”不管时间空间都
        比红军“长”，结果都以失败终。太平天国的捻军，“长征”终点
        也是陕西保安县，最终也归灭亡。因为“红军命遇贵人，碰到个张
        少帅，长毛没有这个好运道吧。”这也证明我的“没有张学良，就
        没有新中国”历史偶然性的重要。 
何  频：每一个历史人物死了，人们都要给他一些评价――不管这些评价是
        否公允。您对邓小平的评价如何?}
司马璐：邓小平死后最低要面临四个对他的历史评价：第一是反右；第二是
        胡赵；第三是“六四”；第四是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党的领导人和
        高干子弟掠夺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聚集财富，化公为私。他们少数
        人先富起来，结果是老邓先富起来。
          问题一大堆，邓小平未死还能用“邓小平”三个字压住这个盖子，
        邓小平一死，中共既得利益集团也还是想压住这个盖子，但是不管
        怎样压，这个盖子迟早是要爆炸的，压力愈大愈重，爆得愈快愈彻
        底。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功在经济发展，罪在阻挠政治改革，邓小
        平的功罪五五开。应该客观评价他的历史地位。
          一个历史人物的“盖棺论定”，时间的因素又是很重要的。“四
        人帮”倒台，十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复出，提出批评“两个凡
        是”，提出“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等等，假如在那个时间邓
        小平突然死了，历史对他的评价就比现在高的多了。

                        领导权力的再分配会出现反复}

何  频：邓小平去世后中国局势将如何?}
司马璐：邓小平死后是中国从人治到法治(政治改革)的最好机遇。这个机遇
        中共要好好地把握住。
          邓小平死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会走回头路，这一点我以为可以
        肯定。既然中国不会走回头路，所以邓小平死后，中共的领导层，
        中国的既得利益者是要通过集体领导寻求妥协的。中国政局会有一
        个“短期的稳定”。但是，我所说的短期稳定并不表示绝对的稳定，
        例如在表面的稳定的背后，领导权力的再分配是会出现反复的。
          毛泽东有句名言：“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邓小平一死，当然会都要冒出来的。
何  频：很多人认为江泽民的龙位坐不稳，现在靠老邓，老邓死了就有麻烦，
        有人甚至说他的下场比华国锋还惨。}
司马璐：邓小平目前死了，江泽民的接班也没有问题。江有小聪明。大概的
        形势是党内各派系及地方势力，在军人及中共领导人中几个大家族
        的支持下，形成一个和稀泥的政权。不过共产党历史上凡是领袖所
        安排的接班人大概都是作不久的。目前江的官衔最多，党军政一把
        抓，还兼了许多组长。邓小平死后，江泽民的官衔会一个个让出。
        只是分期让权总比华国锋“一举粉碎四人帮”要好，江泽民大概会
        象华国锋或者马林可夫一样下场。
          江泽民抱负不及胡耀邦，机智不如赵紫阳，邓小平安排的接班人
        一个不如一个，总而言之，邓小平死后，江泽民的龙位是坐不久的。
        江泽民的小聪明是“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一死，这块石头就没
        有了。
何  频：邓去世后，您认为什么力量能起良性作用?}
司马璐：邓小平死了，假如中共人大能发挥较大的作用，领导一场政治改革，
        这样做，可能暂时又给人民带来一点希望，延长中共政权比较长的
        生命。但是，目前中共政府的重病是腐败，这个腐败是与一党专政
        家族专政分不开的，人大不能改变中共一党专政的本质，也就不能
        根本解决问题。
          共产党内的积极力量，他们当然是想挽救这个政权，不过我以为
        不管他们的主观的动机如何，通过这个政权内的积极力量和平演变，
        避免人民遭受灾难，当然是最好的。

                        重新制定一部中国民主新宪法}

何  频：会不会出现混乱?}
司马璐：邓小平死了，假如中共上层的妥协不能维持多久，通过人大实行法
        治的努力又不能成功，各派系的矛盾、军队与党的矛盾加剧，甚至
        还加上大家族与大家族之间的矛盾，到时经济社会政治全陷于混乱
        之中。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既得利益者到底是少数，多数老百姓
        (特别是穷乡辟壤之区)民怨更甚。在上述情况下，极左派的回朝可
        能性是有的，但是不大，或者继续一个星期到一两个月时间，象
        “四人帮”或苏联最后短命军人政变一样垮台。使中共政权的寿命
        变得更短。
          目前中国还有这种极左派的声音：“毛主席的正确革命路线”，
        “毛主席说得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治挂帅”，等等，不
        过这些声音已经愈来愈弱了。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的末期总会出现
        几个保皇党，不会久的。
何  频：现在许多人对中国经济改革评价甚高，认为这样下去，中国的民主
        化、现代化能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逐步实现。} 
司马璐：我们承认，目前中国经济在发展中。经济发展如果缺乏政治安定和
        法律的保障，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社会贫富更悬殊。政府信用失
        控，都可能造成一个政权从经济到政治上的崩溃。当年的“六・四”
        运动曼延全国各地，农民暴动扩大，地方利益集团各自为政，少数
        民族乘机要求独立，军队也卷入各种社会与政治的纠纷之中，群雄
        并起小党林立，甚至中共本身分裂为许多小党，进而发展成内战，
        这些都是我们不愿见到而是可能发生的。
          我们这一代人，亲历过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垮台，东欧和苏联政
        权的崩溃。我深信“经济发展如果缺乏政治和法律的保障”，政权
        绝对不会稳定，最后走向崩溃。我所说的上述中国内部矛盾，都可
        以由中国人自己通过和平道路解决，唯一的药方就是中国实行民主
        政治。
何  频：您认为中国摆脱危机的最优先选择是什么?}
司马璐：中国没有一部民主新宪法。可能要内战。我希望邓小平现在不要死，
        我希望邓小平长寿，再活几年。一个强人，一个政治人物，能在死
        前作一件对历史作交代的有意义的事非常重要，也可以说，他亲身
        作了身后事的安排。今天邓小平急于要做的一件事，不是中国统一，
        不是一国两制，不是一九九七年后到香港走走......而是当前中国
        最迫切的一件事，是重订一部中国宪法，因为现在的中国宪法与中
        国政治的现实已经完全脱节了。中国宪法上今天还说什么社会主义
        制度和公有制，不仅是自欺欺人，而且是祸乱的根源。没有一部符
        合中国现实政治的宪法，中共政权现在就没有合法性。
          我建议邓小平和中共领导人，召开一个中国民主协商会议，重新
        制定一部中国民主新宪法，中国有了民主新宪法，再不是人治，再
        不是一党专政，才是长治久安之道。邓小平已经为中国共产主义掘
        好了坟墓，我希望再看到邓小平亲自埋葬中国的共产主义和中国共
        产党。
          我对邓小平这个希望，可能近于“痴人说梦”。邓已快九十高寿，
        时间上恐怕做不到了。我最后希望邓能争取时间，宣布大赦全国政
        治犯。中国人说，这叫积阴德。邓小平积点阴德吧，这就是我对他
        的最后希望了。

（本文摘自何频所著的《邓小平之后的中国》一书，该书即将由明镜出版社
出版香港版和北美版，新新闻文化公司出版台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