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bject: China After Deng new3

From: [email-masked] (xuping jiang)
Date: Wed, 30 Mar 1994 21:23:52 GMT

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评价和邓后经济的预估

          ――访哈佛大学杨建利博士、澳克拉荷马市大学邵剑平博士

    杨建利先生和邵剑平先生都是正在崛起的中国留美青年学者，而且无可
限量的前途可能不只是在学术领域。
    杨建利先生一九六三年八月生于山东省苍山县。一九八二年七月获得山
东师范学院数学学士，八五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硕士学位，随即任教于北
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并兼任该校数学舆数学教育研究所科研及外事秘书。八
六年到美国留学，九一年获UC BERKELEY数学博士学位，九二年九月至今在哈
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政治经济与政府专业的博士学位。
    杨建利先生一九八六年获UC SANTA CRUZ研究生院的PEER ADVISING 
AWARD。八九年获欧氏教育基金会杰出中国留学生奖。九一年获柏克莱加州大
学(UC BERKELEY)杰出研究生教师奖。九三年获得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
OUTSTANDING SERVICE CERTIFICATE FOR TEACHING。
    杨建利先生一九八四年加入中共，“六・四”事件后其党籍被开除。五
月二十五日返回北京参加民运。九零年当选为民阵美国分部分部主席。九三
年民阵和民联合并，当选为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副主席。
    邵剑平先生，一九六三年生，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八五年赴美留
学，先后取得得克萨大学达拉斯分校国际商业硕士学位、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统计学硕士学位和金融学博士学位。自一九九一年起任澳克拉荷马市大学经
济教授投资咨询顾问。已在美国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论文。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八日，这两位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合作者接受了笔
者的访问。

                     邓小平的改革：“狮身人面”}

何  频：对邓小平之后的中国这个题目，许多学者都是从政治层面来分析，
        事实上老百性可能更关心经济情势的变化，因为中国已不是政治时
        代而是经济时代。所以今天想请两位对中国经济作一些分析和预估。
杨建利：讨论邓后的中国这个题目需要限定两个时间因素：一是从现在到邓
        去世这段时间有多久，以及这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是
        否有质的改变；另外就是，邓之后是指邓去世后的一年两年三年五
        年还是指十年二十年甚至更远。
            我认为人们所关心的是邓后短期内的局势，而正是短期内的局
        势才充满变数最难预测。历史的“大趋势”相对容易把握，从长远
        的角度上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由“大趋势”得来的结论，乐观的
        也好悲观的也吧，对短期内的事情常常缺乏具体的指导意义。而短
        期内的动荡或升平对人们的福祉的影响往往是重大的，尤其是在拥
        满了十二亿人口的中国。
            因此我们做如下两个假定：邓后是指短期的，而且从现在到邓
        去世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没有质的变化。
何  频：那么就先请你们谈谈中国十五年的经济改革，评述一下邓小平的改
        革思想，这恐怕是分析邓后的经济时无法避开的。
杨建利：毛去世后，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处
        在贫困线之下，连年的政治运动殃及了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共产党
        的“声誉”落到了四九年以后的最低点。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经济改
        革一直围绕着两个贯穿始终的主线进行：一是老百姓要吃饱饭吃好
        饭，力争更多的经济自由甚至政治自由，二是中共当权者设法使老
        百姓吃饱饭吃好饭，并由此坚固其合法性保护既得利益保住共产党
        的一党统治地位。从这两条主线入手，我们就不难理解邓小平的改
        革思想，看清老百姓和中共当权者之间的统一和矛盾之处，也就不
        难理解这十五年的反反复复的历史。通俗地讲邓小平的思想就是
        “给你吃饱吃好不要乱说乱动”，邓小平的的确确钟爱和持守“一
        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因此无论是邓小平本人还是中国的改革都给
        人一种“狮身人面”的感觉。
邵剑平：值得指出的是，中共从来不否认垄断政治权力的思想和行为，过去
        的方式是意识形态，即他们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来行使政治权力，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变，中国社会经济利益的差别和冲突愈见明显，
        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已基本被抛弃，所以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一
        党专政提供了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政治稳定环境，一旦引近民主制度
        便会天下大乱。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的实质是对一九四九年以来的
        集权计划经济的一种反动，逐步的给与老百姓拥有财产和使用财产
        而致富的权利，而老百姓一旦获得追求财富的自由，其创造性便如
        火山爆发般地呈现出来促使经济高速发展，并使整个中国社会弥漫
        着浓厚的拜金主义气息。

                        邓时代四个方面的积极变化}

何  频：过去十五年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平均每年百分之九的速度向
        前发展，是世界各国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应该说邓的政策是相
        当成功的。这一点连西方也不得不给予高度评价。但是在经济增长，
        人民生活水准有相当大程度提高的情况下，人民对政府不满情绪似
        乎并不比毛时代少，甚至出现了八九年“六四“时期的四九年以来
        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而且未来并没有绝对把握说不会再发生类似
        的事件。这显然是体制紊乱的反应。不知您两位对此有何想法？这
        些是不是邓的改革思想实践的必然产物？
杨建利：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是问邓的改革思想和十五年
        的改革到底给中国带来了那些根本变化，那些是不可逆转的那些是
        随着邓去而去的，换句话说，邓将给中国留下那些遗产。
            经济逐步市场化的发展和对外开放事实上从根本上动摇了共产
        党原来经济上集中、政治上集权、意识形态上高压的全权的公有制
        的社会主义的统治基础。
            在邓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鼓励下，中共采取了以
        中央向地方放权，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和鼓励对外经济活
        动的主要措施，同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也迫使人们将所有的精力投
        向经济活动，同时邓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也确实在实际效果上提供
        了一个大致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也使其主要的改革措施能
        够贯彻下去，这些对改革开放的实施和经济发展都起了相当的作用。
邵剑平：概括地讲，这十五年邓时代产生了四个方面的积极变化。
            一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准相当大的提高，
        这和毛时代成显著的对比，这也是邓的权威使人们能认可的最主要
        原因，也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之一。
            二是中国经济的私有化程度大为提高。据中共统计，国民生产
        总值中一半以上已由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以外资有关的企业所生
        产。换言之，公有制的基石--国有企业，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不
        断萎缩。而人民拥有财产的自由也在相当的程度使他们摆脱了在原
        来的全权集中下对党、对国家的全面顺从和完全依赖。民间的社会
        和经济活动空间形成一定的规模并逐步扩大。
            三是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瓦解，总体地方经济势力超
        过中央，形成和中央集权的抗衡力量，使得经济改革很难回转。
            四是中国经济逐渐融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据统计，中国的进
        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从七八年的百分之十增长到九零年的百
        分之三十以上。中国的经济政策越来越多地要根据外部经济环境依
        据国际法规和贯例来制定和实施，大大促进中国的市场化。
            这些变化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是不会随着邓走而走的。事实
        上这些变化已奠定了中国经济沿着市场化轨道发展的基础。这也是
        许多人从长远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而乐观的根本原因。
杨建利：但是，中国经济目前还远远不是一个成熟的完整的经济自由权利得
        到充分保障的以私有财产为基础和以公平竞争为秩序的市场经济。
            邓小平给中国经济留下的遗产的另一面可以用“没有法制一个
        腐败两个差距三个失衡”来概括。这些“零一二三”的问题的存在
        和继续发展，可能成为邓之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严重不稳定、影响
        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没有法制一个腐败两个差距三个失衡”}

何  频：“没有法制一个腐败两个差距三个失衡”？象爬阶梯一样。具体如
        何解释呢？ 
杨建利：没有法制的意思是很显然的，就是中国的经济活动基本上是无法律
        依据的运作。增大了经济政策的反复性。比如说，包括外资在内的
        商业利益基本上要靠和政府官员的关系保护，而不是依靠法律保护。
        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就没有宪法或具体法律的保证，不稳定性依
        然存在。
            一个腐败很明确是指中共官僚的全面腐败。在现今的中国权力
        全面商品化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财富基本上按权力分配。
            两个差距指的两种严重的贫富差距。一个是官僚特权阶层和一
        般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另外一个就是沿海地区和内地之间的贫富
        差距。贫富差别的扩大呈现明显的结构化倾向。从纵向上来看，权
        力的大小持续地把财富多寡的差距拉大。从横向上看， 由于沿海开
        放地区享有特殊的优惠政策及其它因素的差别，内地无法与沿海地
        区竞争，便采取第三世界国家采取的保护措施，是中国成为支离破
        碎的经济割据。
何  频：三个失衡呢？ 
杨建利：一是中央财政的收支严重失衡，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收和支方面
        都有原因。自从中共放权，让地方采取财政包干的办法以来，经济
        发展的成果基本上落入地方的腰包，中央的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的
        比例不断下降，中央收入的下降本身并不是坏事，因为中央的钱少
        了，办好事的条件少了，但办坏事，浪费财力的条件也少了，问题
        是中央的开支并没有相应下降，反而在增加中，尤其是官僚体系不
        断膨胀。补贴亏损的国营企业仍是中央财政的最大包袱，占财政支
        出的百分之二十以上。与此相关的是通货膨胀的问题。中央财政随
        着赤字越来越大，除了大幅举债以外，只好向人民银行透支，而中
        国人民银行只好多印钞票。因此中国这几年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超
        过经济增长速度，其结果便是严重的通货膨胀。财政居额赤字及通
        货膨胀都与腐败分不开。银行贷款按权力关系决定，不受经济规律
        约束；大批国家资金被私人占用，由于产权不明，被迅速花费到消
        费领域；等等。
            二是产业发展的失衡。能源、交通、通讯、原材料等工业的发
        展远远落后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原因有两个。一是这些工业的投
        资大收效慢，私人不愿问津，另一方面，由于官僚腐败，政府正常
        应有的职能执行效果不彰，普遍的短期行为使政府发展这些产业的
        能力不足。农民改革初期受益，政府后来的摊派打白条使农民的积
        极性受到挫伤。由于没有所有权，农民对土地缺少归属感，他们只
        希望在尽量短的时间内把土地所有能提供的全部财富挖掘出来，然
        后弃下土地谋求更富裕的道路，而不愿将所获资金重新投回到土地
        上去，以提高土地的长期生产力。农业发展后劲不足。
            三是智力资源的发展和物资资源的发展之间的失衡。中国的教
        育面临着深刻的危机，政府和私人都不重视。现在常常听到人讲，
        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如果这个失衡不解决，那只不过是梦
        想而已。

                        分税制不能解决周期性混乱问题}
    
何  频：最近中共公布深层改革的一些措施，如推行中央地方分税制，建立
        政策性发展银行，使现有银行的行为受市场的约束和取消外汇券，
        统一外汇交换市场，这些改革是否会解决前面所说的问题？或者局
        部解决？
邵剑平：这些改革措施相当重要，其出发点或者是为了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
        如中央财政恶化的状况，或者为了建立市场化机制，如取消外汇券，
        无论其出发点如何，这些改革若能顺利实施，将来中国经济市场化，
        规范化起一定作用。
            然而，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过去十五年里所形成的周
        期性混乱问题，即改革措施出发--经济快速增长，过热，通货膨胀
        恶化--紧缩，停止改革--衰退，该周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并
        未真正建立起统一的、以私有产权为基础、以法律为规范的大市场。
        而且以放权为主要措施的改革使行政控制能力大为消弱，同时对经
        济的间接调控手段尚未建立。因此，经济的运行在两个极端--放任
        自流和紧急刹车之间摇摆。
何  频：中央地方分税制参考了美国税制，以解决财政承包所带来的不可免
        的弊端，如中央与地方反复不断的，随意性很大的讨价还价，导致
        各省分担不公，地方不愿意下工夫去征集税，导致中央的税收无保
        证和地方开支的失去控制。但是新的税制可能遭到地方政府反弹，
        因为对地方利益损害太大了。
邵剑平：是的。分税制的实行将遭受各省，尤其是沿海发达省份的强烈抵制，
        因为这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利益，但即使分税制能够顺利实行，使中
        央财政收入有显著提高，也不能解决中央财政的根本困难。因为中
        央财政的困难主要是开支难以控制，尤其是国营企业亏损补贴和行
        政开支膨胀，而且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倾向是收入提高一元，开支
        将随之增长一点五元，中央收支的增长，只好导致开支的进一步增
        长。比如说，现在中央财政没有钱，三峡工程不一定上的了马，中
        央财政手头一松，三峡工程就上去了。
            对普遍的国营企业亏损，除了财政补贴和各种优惠政策之外，
        中国人民银行及所属各专业银行也一直对国营企业进行政策性贷款，
        这些贷款的经济效益极低，是一种隐藏式的财政补贴。这带来两个
        严重后果，一是银行体系或者减少对效益高的投资项目贷款，导致
        经济效益的下降和经济的资产组合恶化，危及一整个银行体系的作
        用和统一性，其后果委实可忧。
            唯有设立开发性银行，使其承担起政策性贷款的任务(包括对
        亏损的国营企业的贷款)，而使现在的专业性银行成为以投资效益为
        导向的银行，这也许能减少政策性贷款对整个银行体系的潜在危险，    
        但并没有消除问题的根源--银行不必为自己的亏损负责任和国营企
        业的亏损问题。

                        暂时平衡会随着邓的去世而打破}

何  频：以上你们谈了许多现实的经济状况，现在我们回到原本的问题上来。
        请预测一下邓后中国的经济。
杨建利：从政府的这个方面说，十五年的改革基本上是依靠邓小平的权威来
        推展。一方面，改革动摇了中共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民众生活
        水平因改革逐步提高，普遍存在着渴望增长财富而同时怕乱的心理，
        特别是邓小平“南巡“后的最近两年，社会中的大部分活跃分子通
        过政治途径之外的富有吸引力的方式(经商)来达到提高生活水平，
        或为未来的变局奠定基础的目的。因此，虽然中共统治的基础受到
        了极大的动摇，它执政的现实尚未受到激烈的正面挑战。近来两年
        中国就在这样一个平衡点上运转。十分重要的是平衡是邓小平权威
        之下的暂时平衡。这种平衡会随着邓小平的去世而打破。这是邓后
        短期内的最重要特点。
邵剑平：概括地讲，邓后短期内的政治经济也有两条主线：争夺统治的合法
        性和经济利益的保护或再分配。
            争夺统治的合法性包括两个层次：共产党内的个人或派系争夺
        领导地位以及共产党稳助统治地位。杨建利所说的平衡点的打破增
        加了政局的不确定性，这就引发出第二条主线，已拥有相当数量财
        产，特别是那些用权力换取的财产的人关心，如何保护这些财产会
        超过如何使用这些财产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至少政局不确定的期
        间内关心前者不会少于后者。大量产权不明的财产将会引起较前更
        为激烈的争夺战。而处于财富两极分化的另一端的众多的老百姓，
        在这一过程中将会较前更关注财富的公平分配。
            如果说在邓的时期，一般民众注重增长社会的总财富超过财富
        的公平分配的话，那么邓后他们将会更多的关注后者，至少不会少
        于前者。因此，民众将会较邓时期要求更多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
        以尽可能的保证利益再分配的公平性。邓后的经济基本上依赖于这
        两个主线的交互作用和结果。

                    第一种可能：抑制经济改革和政治高压}

何  频：能否请你们具体分析一下几种可能性？
杨建利：不管怎么样邓去世后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将会使至少较短期内投资意
        愿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因而至少会在较短时间内下降。如果争夺权
        力的斗争波及面很大并带来一定的社会动乱，各种政治矛盾都会发
        映出来，各种政治势力也都会卷进权力斗争中去，这种政局不稳和
        未来的的不确定性会使在中国的投资大幅度减少，为了保护财产，
        大量资金会外流，非但现有的经济问题解决不了，而且经济增长速
        度会下降许多。权力斗争的波及面越大拖延的时间越长，给经济增
        长带来的负作用就越大。
            现在我们假定权力斗争暂告一个段落，一部分人暂时获得了权
        力(在此假定邓后短期内执政的仍是中共)，我们根据当权者对面临
        的政治经济问题不同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措施来分析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是当权者代表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利益，面对着现存
        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采取较强硬的抑制经济改革和政治高压的措
        施。地方势力由于缺少了象邓这样的权威的支持，以前所获得的权
        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回收，各种社会矛盾被政治高压控制。换言
        之，政府实行类似于“六四”后的政治经济政策，将给经济增长带
        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由于上面所说的十五年改革的正面结果，这
        样的政策将受到地方势力和民间经济力量的抵抗，中央政府将很快
        失去足够的政治支持，除非它采取更加强硬的高压政策暂时维持统
        治(其后果很可能是激烈的政治冲突，灾难性不言而喻)，它必然滑
        向采取继续邓小平路线的政策，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种可能的当
        权者一开始就采取的政策。

                    第二种可能：继续邓小平的改革路线}

邵剑平：第二种可能，当权者继续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市场经济在无法律
        保障、不公平竞争的基础上运行，当权者没有意愿从政治上解决不
        公平竞争的问题。经济将维持一段时间的高速度发展，随着社会总
        财富的增长，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和社会矛盾将会越来越尖锐地
        表现出来。
            人们会越来越关注官僚腐败和经济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并以要
        求更多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方式表现出来。拖延解决分配不公
        的问题只会引起民众更广泛的不满聚积更深刻的社会矛盾，酿成更
        难收拾的烂摊子。
            财政赤字的问题由于国有企业的亏损和税收不利而无法解决。
        巨大的财政收支不平衡使得政府几乎不可能提供一个相当水准的社
        会保障使得国有企业私有化带来的失业问题不会导致社会的动荡。
        由于政府官员的腐败，任何本来也许可行的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措
        施也会因为民众对政府不信任无信心而无法实施。上面所谈的现在
        经济存在的问题中的通货膨胀、农民等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也会
        增加社会动荡的因素。
            沿着这条路线地方经济势力继续得到扩张。虽然地方经济实力
        的增强是对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是一个强有力的制衡，使经济改革
        不会倒退太多，但是长期无法律(或宪法)规范的中央和地方地方和
        地方的关系会使地方贸易主义盛行，使中国失去大的统一市场的竞
        争优势，迟早也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邓小平改革路线的继续虽然可以在一定的时期维持
        较高速度的增长，但是无规则、不公平的竞争不会很久就会使结构
        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暴发出来，给中国经济的发展的打击将是
        巨大的。

                    第三种可能：经济活动法规化}

杨建利：第三种可能，无论是出于获得统治合法性的目的还是出于民主化的
        本意，当权者在注重社会总财富增长的同时，着手从制度上解决官
        僚腐败和经济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比如恢复或加强人民代表大会
        本应有的职能，开放县级和县级以下人民代表的公开公平选举，使
        经济活动法规化成为可能，使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经济关系
        有法律(宪法)的依据；及时引进监督机制，使民众及利益集团参政
        有初步的渠道，缓解和吸收社会矛盾。
            也许许多结构性的经济问题不能直接用政治改革的方法解决，
        但是及时的引进民主的机制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建立民众对政府的
        信任和信心，提供经济赖以长期稳定平衡发展的良好政治环境，政
        府也可以利用因此而得来的权威、民众的信任和信心较有力地推进
        进一步的私有化和市场化。
            也许有人会说，官僚腐败和分配不公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时期
        必须付的代价，强硬的限制会对经济的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是
        这里有一个程度的问题，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混
        乱。中国现在官僚腐败和分配不公的程度以远远超过四小龙经济起
        飞时的程度，而且，政府的腐败和不民主正是民众对政府没有信心
        的根源，而对政府没信心正是大家分抢社会主义大饼的以及其他短
        期行为的原因，而这些正是造成各种失衡问题的主要原因。而这些
        失衡问题迟早要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二十一世际是中国人的
        世际“的梦想不能实现。也许有人会拿苏联东欧的例子来证明民主
        化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中国的市场化机制
        已经发育到了一定的程度，而它们是缺少这样的条件的。而以中国
        现实的条件和状况，逐步民主化措施的及时跟进、保障真正的自由
        竞争是经济稳定持续平衡发展的根本。
            第一种可能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第二种可能发生的概率最
        大。第三种可能是我们最想要的。
 
（本文摘自何频所著的《邓小平之后的中国》一书，该书即将由明镜出版社
出版香港版和北美版，新新闻文化公司出版台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