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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Mon, 20 Jun 1994 13:44:57 UTC

三谁最会享受人生?

发现自己：庄子

    在现代生活中，哲学家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受人尊崇，同时也最不受人注意的
家伙，如果这么一个家伙真的存在着的话。“哲学家”已经仅仅变成一个社交上
恭维人家的名词了。任何一个莫名其妙，深奥不易了解的人都被称为“哲学家”
。任何一个不关心目前状况的人也被称为“哲学家”。然而，后者这种意义中却
含着相当的真理。当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
)一剧里使丑角达士东(Touclistone)说“牧羊人，你也懂得一点
哲学吧”时，他是用后者这种意义的。由这种意义说来，哲学不过是对事物或一
般人生的一种普通而粗浅的观念而已，这种观念每一个人多少都有一些。一个人
如果不愿承认现实的全貌的表面价值，或如果不愿相信报纸上所刊载的每一句话
，他多少是一个哲学家。他是一个不愿被欺骗的人。

    哲学始终含着一种如梦初醒的意味。哲学家观察人生，象艺术家观察风景一
样――是隔着一层薄纱或一层烟雾的。生硬的现实的琐事已经软化了一些，使我
们可以看出它的意义。至少中国艺术家或哲学家是这样想的。所以，哲学家是和
那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完全相反；彻底现实主义者为俗务所缠，碌碌终日，相信
他的成功和失败，赢利和损失是绝对的，真实的。这么一种人是没有救药的，因
为他连一些怀疑的念头也没有，因为他根本是空洞无物的。孔子曰：“不曰如之
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在孔子少数的有意的谐语之中，这是
我所发现的一句。

    我打算在这一章中介绍中国哲学对于生活的一些观念。这些哲学家的意见越
是参差，便也越是一致――他们都认为人类必须有智慧和勇气，才能够过着幸福
的生活。孟子那种比较积极的观念和老子那种比较圆滑的和平观念，调和起来而
成为中庸的哲学，这种中庸的哲学可说是一般中国人的宗教。动和静的冲突结果
产生了一种妥洽的见解，对于一个很不完美的地上天堂感到满足。这种观念造成
了一个智慧而愉快的人生哲学，终于在陶渊明――据我看来，他是中国最伟大的
诗人与最和谐的性格――的生活上形成的一种典型。

    一切中国的哲学家在不知不觉中认为唯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怎样享受人
生?谁最会享受人生?我们不追求十全十美的理想，我们不寻找那些得不到的东
西。我们不要求知道那些不得而知的东西；我们只认识不完美的，会死的人类的
本性：在这种观念之下，我们要怎样调整我们的人生，使我们可以和平地工作着
，旷达地忍耐着，幸福地生活着呢?

    我们是谁呢?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几乎是无法答复的。可是我们都承
认在我们日常活动中那么忙碌的自我，并不完全是真正的自我。我们相信我们在
生活的追求中已经失掉了一些东西。当我们看见一个人在一片田野里跑来跑去在
寻找东西时，智者可以弄出一个难题给一切旁观者去解答：那个人失掉了什么东
西呢?有的猜一只表；有的猜一支钻石胸针；其他的人则作其他的猜测。智者委
实也不知道那个人在寻找什么东西；可是当大家都猜不中的时候，他会对大家说
：“我告诉你们吧。他失掉了一些气息了。”(lost somebreat
h――即“上气不接下气”之意)没有人会否认他的话是对的。所以我们在生活
的追求中常常忘掉了真正的自我，象庄子在一个美妙的譬喻里所讲的那只鸟那样
，为了要捕捉一只螳螂而忘掉自身的危险，而那只螳螂又为了要捕捉一只蝉而忘
掉自身的危险：

    『庄周游于雕陵之樊，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翼广七尺，目大运寸。感周之
颡，而集于栗林。

    庄周曰：“此何鸟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

    蹇裳�〔剑�执弹而留之，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而搏之，见
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

    庄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

    捐弹而反走，虞人逐而啐之。

    庄周反入，三月不庭；蔺且从而问之：“夫子何为顷间甚不庭乎?”

    庄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且吾闻诸夫子曰：‘入其
俗，从其俗。’今吾游于雕陵而忘吾身。异鹊感吾颡，游于栗林而忘真。栗林虞
人，以吾为戳。吾所以不庭也。”』

    庄子是老子的得意门生，正如孟子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一样，两人的生存年月
和他们的老师隔离差不多一百年。庄子和孟子同时，老子大约和孔子同时。可是
孟子和庄子一样认为我们已经失掉了一些东西，哲学家的任务是去发现并取回已
经失掉了的东西――据孟子的见解，这里所失掉的便是“赤子之心”。这位哲学
家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认为文明的人为的生活，对于人
类天生的赤子之心的影响，有如山上的树木被斧斤伐去一样：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
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
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
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
，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
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
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

情智勇：孟子

    一个热诚的，优游自在的，无恐惧的人，是最能够享受人生的理想性格。孟
子以“智、仁、勇”为他的“大人”的三种“成熟的美德”。我想把“仁”字改
为“情”字，而视“情、智、勇”为大人物的特质。我们在英语中幸亏找得到“
passion”这个字，其用法跟华语中的“情”字差不多一样。这两个字开
始都含着“情欲”这种狭义。可是都有更广大的意义。张潮曰：多情者必好色，
而好色者未必尽属多情。”又曰：“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
粉饰乾坤。”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情，我们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人生的出发点。
情是人生的灵魂，星辰的光辉。音乐和诗歌中的韵律，花中的欢乐，禽鸟的羽毛
，女人的美艳，学问的生命。谈到没有情的灵魂，正如谈到没有表情的音乐一样
地不可能。这种东西给我们内心的温暖和丰富的活力，使我们能够快快乐乐地面
对着人生。

    我把中国作家笔下的“情”字译为“passion”，也许错了，我应该
用“sentiment”一字(代表一种较温柔的情感，较无暴风雨般的热情
那种骚动的性质)去译它吗?也许“情”这一字有早期浪漫主义者所谓“sen
sibility”的意义，是一个有温情的，大量的，艺术化的人所具有的质
素。除爱默生(Emerson)，爱弥厄尔(Amiel)，朱伯尔(Jou
bert)，和伏尔泰之外，西洋哲学家对于热情很少说过一句好话，这是可怪
的事。也许我们仅是用词不同而已，我们所指的是同样的东西。可是如果“热情
”(passion)和“情感”(sentiment)意义不同，而专指一
种暴躁的骚乱的情感而言，那么中国语文里便找不到一个字可以代表它，而我们
只好依然用“情”这个字了。这是种族脾性不同的表征吗?这是中国民族缺乏那
种侵蚀灵魂，造成西洋文学中悲剧材料的伟大热情的表征吗?这是中国文学中没
有产生希腊意义上的悲剧的原因吗?这是中国悲剧角色在危急的时候饮泣吞声，
让他们的情人给仇敌带去，或如楚霸王那样，先杀死情人，然后自刎的原因吗?
这种结局是不会使西洋的观众感到满意的，可是中国人的生活是这样，中国文学
自然也是这样的了。一个人和命运挣扎，放弃了斗争，在事过境迁之后，悲剧才
在回忆，徒然的后悔，和渴望的洪流中产生出来。正如唐明皇的悲剧那样，到他
下令使他的爱妃自杀，以满足叛军的要求之后，便成天在楚境里思念她。这种悲
剧的情感是在那出中国戏剧的故事结束之后，才在一个悲哀的巨流中表现出来的
。当他在流放生活中旅行的时候，他在雨中听见铃声隔山相应，因而做了那首《
雨霖铃曲》以纪念她；他所看见或扪触到的东西，一条余香未散尽的小领巾，或
她的一个老婢，都使他想起他的爱妃，在这戏剧结束的时候，他正在仙境和一些
道士寻觅她的神魂。这里便是一种浪漫的敏感性，如果我们不可以把这种情感当
做热情的话。这可说是一种圆熟的，温和的热情。所以，中国哲学家有一种特点
，就是他们虽然贬视人类的“情欲”(即“七情”的意思)，却不贬视热情或情
感本身，反而使之成为正常人类生活的基础，因此他们甚至于视“人伦以夫妇之
情为本”。

    热情或情感这种东西是我们所固有的，正如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父母一样，
我们天生有一种冷静或热烈的天性：这不幸是事实。在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小孩
是天生就有真正的冷淡的心的；当我们渐渐失掉那种少年之心时，我们才渐渐失
掉我们内在的热度。在我们成人生活的某一时期中，我们多情的天性是被一种不
仁的环境所杀戮、抑制、挫折、或剥削，最大的原因是由于我们不曾注意使这种
天性继续生长下去，或由于我们不曾完全摆脱了这种环境。我们在获取“世界经
验”的过程中，对于我们的天性曾实行多次的摧残，我们学会硬起心肠来，学会
做虚伪矫饰的行为，学会做残酷无情的人；这么一来，当一个人夸说他得到了更
多的尘世经验时，他的神经也变得更不锐敏，更加麻木迟钝――尤其是在政界和
商界。结果，世界产生了一个伟大的“进取者”(“go-getter”)，
把人家排挤在一边，而自己爬到最高的地方去；世界产生了一个意志刚强，心志
坚定的人，至于感情――他所称为愚笨的理想主义或多情的东西――其最后的一
些灰烬也已经渐渐在他的胸怀中熄灭了。这种人我是看不起的。硬心无情的人在
世界上真是太多了。如果国家要实行消灭不适于生存者的生殖机能的话，这种政
策施行起来，第一步应该先对付那些无道德感觉的人，艺术观念陈腐的人，心肠
如铁石的人，残酷的成功者，意志坚决的无情者，以及一切失掉生之嬉乐的人，
把他们的生殖机能消灭――而不必先把疯狂者和肺痨病人的生殖机能消灭。因为
在我看来，一个有热情有情感的人也许会做出许多愚蠢和鲁莽的事情，可是一个
无热情无情感的人却是一个笑话和一幅讽刺画了。他和都德(Daudet)的
莎复(Sappho)比较起来，倒是一条虫，一架机器，一架自动机，尘世上
的一个污点啦。有许多妓女所过的生活比成功的商人更崇高。如果莎复犯罪，那
有什么可怪呢?因为她虽然犯罪，她同时也是有爱心的；对于那些会表示深爱的
人，我们是应该给予很大的宽恕的。无论如何，她由一个冷酷的商业环境里走出
来的时候，是比我们周遭许多百万富翁更有青春热烈的心情的。崇拜曼丽玛黛玲
(Mary Magdalene)是对的。热情和情感免不了会使我们做错事
，因而得到应得的刑罚，然而有许多宽容的母亲因为纵容子女，常常让她们的爱
战胜她们的判断，可是我们觉得她们到老年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她们和家人曾过
着幸福的生活，比许多苛刻严峻的人所过的家庭生活更幸福。有一个朋友告诉我
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七十八岁的老妇人对他说：“回顾我过去七十八年的生活
，我每想到我做错事的时候，还是觉得快乐的；可是当我想到我做蠢事的时候，
我甚至到今天还是不能饶恕自己。”

    可是人生是严酷的，一个具着热烈的、慷慨的、多情的天性的人也许会轻易
被比较聪明的同伴所欺骗。那些生性慷慨的人常常因为他们的慷慨而做错了事，
常常因为对付仇敌太过宽大，对朋友太过信任，而做错了事。慷慨的人有时会感
到幻灭而跑回家去，写出一首悲苦的诗。中国有许多诗人和学者就是这样的，例
如喝茶大家张岱，为帮亲友的忙，很慷慨地把家产花完，可是结果却吃了他自己
最亲密的亲戚朋友的亏；他为了这次的遭遇所写的十二首诗，是我所曾读过的最
辛酸悲苦的诗。可是我疑心他到死还是那么慷慨大量的；甚至在他很穷困的时候
(有许多次是差不多要饿死了的)，也是如此；我相信这些悲哀的情绪不久便烟
消雾散，而他还是十分快活的。

    虽然如此，这种热烈慷慨的心性应该由一种哲学加以保障，以免受人生的环
境所摧残，因为人生是严酷的。热烈的心性是不足应付环境的，热情必须和智与
勇结合起来，我觉得智与勇是同样的东西，因为勇是了解人生之后的产物；一个
完全了解人生的人是始终勇敢的。无论如何，智如果不能生勇，便无价值。智制
止了我们的愚蠢的野心，把我们由这个世界的时髦的骗子(humbug)――
无论是思想上的骗子或人生的骗子――中解放出来，使我们得到勇气。

    在我们这个尘世里，骗子真是多得很，可是中国佛教徒已经把许许多多的小
骗子用两个大骗子归纳起来；这两个大骗子就是名和利。据说乾隆皇帝游江南的
时候，有一次在山上眺望景色，看见许多帆船在中国海上驶行，往来如织。他便
问他的大臣那几百只帆船上的人在干什么，他的大臣答道，他只看见两只船，一
只叫“名”，一只叫“利”。许多有修养的人士能够避免利的诱惑，可是只有最
伟大的人物才能够避免名的诱惑。有一次，一个僧人和他的弟子在谈论这两种俗
虑的根源时说：“绝利易，绝名心难。隐士僧人仍冀得名。彼等乐与大众谈经说
法，而不愿隐处小庵，如我辈与弟子作日常谈。”那个弟子答道：“若吾师者，
诚可谓世上唯一绝名心之人矣。”师傅微笑而不言。

    据我自己的人生观察讲起来，佛教徒这个对人生的骗子的分类是不完全的；
人生的大骗子不是两个，而是三个：名、利和权。美国有一个名词可以把这三个
骗子概括起来，这个名词就是“成功”(success)。可是许多智者知道
成功和名利的欲望乃是恐惧失败、贫穷，和碌碌无名的讳称，而这些恐惧是支配
着我们的生活的。有许多人已经名利双收，可是他们还在千方百计地想统治人家
。他们已经把他们的生活奉献于祖国，为祖国而服役。这代价常常是很巨大的。
如果你请一个智者向一群民众扬帽招呼，一天演说七次，而选他做总统，他一定
不愿为祖国服役。白赉士(James Bryce――近代英国历史学家和外
交家)以为美国民主政府的制度不能吸引国中最优越的人才入政界去活动。我觉
得单是总统竞选运动的吃力情形已足吓退美国所有的智者了。做官的人常常须在
奉献一生为人群服役的名义之下，一星期内参加六次的宴会。他为什么不留在家
里把自己奉献于一顿简单的晚餐，穿上睡衣上床去睡觉呢?一个人在名誉或权力
的骗子的吸引之下，不久也会变成其他偶然的骗子的奴隶。这种发展是没有止境
的。他不久便开始想改造社会，提高人家的道德，卫护教会，扑灭罪恶，制定一
些计划给人家去施行，破坏别人所制定的计划。在大会席上读一篇他的属员替他
预备好的统计报告，坐在委员会的席上研究展览的蓝图样，甚至于开设一间疯人
院(脸皮真厚啊!)――总而言之，干涉人家的生活。他不久便忘记这些自告奋
勇而负起的责任，这些改造人家，实施自己的计划，破坏竞争者的计划等等问题
，在过去并不曾和他发生过关系，或许甚至不曾跑进过他的脑海里。一个在总统
竞选运动中失败了的候选人，在竞选二星期后，对于劳工、失业、关税等大问题
忘掉得多么一干二净啊!他是谁呢，干吗要改造人家，提高他们的道德，送人家
进疯人院去呢?可是如果他成功了的话，这些头等的骗子和次等的骗子是会使他
心满意足地忙着，使他有一种幻觉，以为他的确在做一些事情，所以是“重要的
人物”啦。

    然而，世间还有一个次等的社会骗子，和上述的骗子一样有力量，一样普遍
，这个骗子就是时尚(fashion)。人类很少有表现原来的自我本性的勇
气。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Dcmokritos)以为他把人类由畏惧上帝
和畏惧死亡这两个大恐惧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对人类的一种伟大的贡献。可是
，虽然如此，他还不曾把我们由另一个同样普遍的恐惧――畏惧周遭的人――中
解放出来。由畏惧上帝和畏惧死亡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有许多还不能摆脱畏
惧人们的心理。不管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我们在这尘世中都是演员，对着一群观
众扮演他们所认可的角色和故事。

    这种演剧的才能，及与之有关的摹仿的才能(也是演剧的才能的一部分)，
是我们猴子的遗传中最特出的质素。这种展览和表演的才能无疑地可以获得实际
的利益，最明显的利益就是观众的喝彩。可是喝彩的声音越大，舞台后的心绪的
纷乱也越厉害。它同时也帮助一个人去谋生，所以我们不能怪什么人依观众所认
可的方式去扮演他的角色。

    可是，那演员也许会取那个人的地位而代之，完全占有了他：这是唯一可议
之处。在这世上，享盛名居高位的人，能够保存他们的本性者，为数甚少；只有
这种人做戏的时候知道他们在做戏，他们不被权位、名号、产业和财富等等人造
的幻觉所欺骗，当这些东西跑来找他们时，他们总用一种宽容的微笑去接受，可
是他们不相信他们这样做便和常人不同。这一类的人物，这些精神上的伟人，在
他们的个人生活上才会始终做简朴的人。因为他们不被这些幻象所缠扰，所以简
朴永远是真正伟大的人物的标志。小官僚幻想着自己的伟大；社交场中的暴发户
展览他的珠宝；幼稚的作家幻想自己已挤上不朽的作家之林，于是便立刻变成较
不简朴，较不自然的人：世间再也没有什么行为更足以表示渺小的心智了。

    我们的演剧的本能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在离开舞台的时候
，还有真正的生活可以度过。于是我们一生劳劳苦苦的工作着，不是依我们的真
本能为自己而生活着，而是为社会人士的称许而生活着，如中国俗语所说的那样
，象老处女“为他人作嫁衣裳”。

玩世，愚钝，潜隐：老子

    老子最邪恶的“老猾”哲学却产生了和平、宽容、简朴和知足的最高理想，
这似乎是矛盾的现象。这种教训包括愚者的智慧，隐者的利益，柔弱者的力量，
和真正熟识世故者的简朴。中国的艺术本身，它的诗意的幻象，及其对樵夫和渔
父的简朴生活的赞颂，是不能脱离这种哲学而存在的。中国和平主义的根源就是
情愿忍受暂时的失败，静候时机，相信在天地万物的体系中，在大自然依动力和
反动力的规律而运行的情势之下，没有一个人能永远占着便宜，也没有一个人始
终做“傻瓜”。

    『大巧若拙，

    大辩若讷。

    躁胜寒，

    静胜热，

    清静为天下正。(《老子・道德经》下同)』

    我们既然知道，依大自然的规律，没有一个人能够永远占着便宜，也没有一
个人始终做傻瓜，所以，其自然的结论是：竞争是无益的。老子曰：智者“夫唯
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又曰：“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现代
的作家也许会加上一句话：“世间如果有独裁者能不靠密探的卫护，我情愿做他
的党徒。”因此，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

    『善为士者不武；

    善战者不怒。

    善胜敌者不与；

    善用人者为之下。

    是谓不争之德，

    是谓用人之力，

    是谓配天古之极。』

    动力与反动力的规律造成了以暴力对付暴力的局势：

    『以道佐人主者，

    不以兵强天下；

    其事好还。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善有果而已；

    不敢以取强。

    果而勿矜；

    果而勿伐；

    果而勿骄；

    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强；

    物壮则老。

    是谓不道，

    不道早已。』

    我觉得如果老子当时被邀请去担任凡尔赛会议的主席，今日一定不会产生一
个希特勒。希特勒以他在政治上称霸之速为证，断言他和他的工作一定曾经得到
“上帝的庇佑”。我倒以为这件事还要简单，他是得到克里蒙梭(Clemen
ceau)的神魂的庇佑了。中国的和平主义不是人道的和平主义，而是老猾的
和平主义――不是以博爱为本，而是以一种近情的微妙的智慧为本。

    『将欲歙之，

    必固张之。

    将欲弱之，

    必固强之。

    将欲废之，

    必固兴之。

    将欲夺之，

    必固与之。

    是谓微明。

    柔弱胜刚强。

    鱼不可脱于渊；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关于柔弱者的力量，爱好和平者的胜利，与潜隐的利益这一类的训诲，真没
有一个人比老子讲得更有力量。因为在老子看来，水永远是柔弱者的力量的象征
――水轻轻地滴下来，在石头上穿了一个洞，水具有道家最伟大的智慧，朝着最
低下的地方流过去：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

    以其善之下，故能为百谷王。』

    “谷”也是同样平常的象征，代表空洞，代表世间万物的子宫和母亲，代表
阴或牝。

    『谷神不死，

    是谓元牝。

    元牝之门，

    是谓天地根。

    绵绵若存；

    用之不勤。』

    以牝代表东方文化，而以牡代表西方文化，大约不是牵强附会之谈吧。无论
如何，在中国的消极的力量里，有一些东西很象子宫或山谷；老子曰：“……为
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

    凯撒(Julius Caesar)是做一个村庄中的第一人，可是老子
却给我们一个相反的忠告：“不敢为天下先。”讲到显名的危险这一类的思想，
庄子曾写了一篇讽刺文章去反对孔子及其夸耀知识的行为。庄子的著作里有许多
这种诽谤孔子的文章，因为庄子写文章时，孔子已经死了，而当时中国又没有关
于破坏名誉的法律。

    『孔子围於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

    大公任往吊之，曰：“子几死乎?”

    曰：“然。”

    “子恶死乎?”

    曰：“然”。

    任曰：“予尝言不死之道。”』

    『“东海有鸟焉，其名曰‘意怠’。其为鸟也，羽分羽分

    羽失羽失，而似无能。引援而飞；迫胁而栖。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食
不敢先尝；必取其绪。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祸。』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
月而行；故不免也。……”

    孔子曰：“善哉!”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
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

    我曾写过一首诗，把道家的思想概括起来：

    『愚者有智慧，

    缓者有雅致，

    钝者有机巧，

    隐者有益处。』

    在信仰基督教的读者们看来，这几句话一定很象耶稣的“山上训言”；在他
们看来，这几句话也许同样地没有效力。老子给“山上训言”加上一句有趣的话
：愚者有福了，因为他们是世上最快乐的人。庄子继续着老子“大巧若拙；大辩
若讷”的名句而说：“弃智。”柳宗元在八世纪时称他比邻的山做“愚山”，称
附近的水流做“愚溪”。郑板桥在十八世纪时说了一句名言：“难得糊涂。聪明
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中国文学上是不断地有赞颂愚钝的话的。美国有一
句俚语说：“别太精明。”(Don't be too smart)由这句
俚语就可以看出抱这种态度的智慧。最有智慧的人常常假装做“傻瓜”。

    所以，我们在中国文化上看见一种希奇的现象，就是一个大智对自己发生怀
疑，因而造成(据我所知)唯一的愚者的福音，和最早期的潜隐为人生斗争之最
佳武器的理论。由庄子的“弃智”的忠告，到尊崇愚者的观念是一个短短的过程
；在中国的绘画里和文艺作品里的乞丐，隐蔽的不朽者，癫僧，或《冥寥子游》
中的奇绝的隐士等等的人物中，我们不断地看见这种尊崇愚者的观念。智者在人
生的迷恋中清醒过来了；这种觉悟含着一种浪漫的和宗教的情调，而进入诗的狂
想的境界；于是那个可怜的、衣服褴褛的、半癫的和尚，在我们的心目中变成最
高的智慧和崇高的性格的象征了。

    傻瓜的讨人欢喜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我相信无论在东方或西方，世人是
憎恶一个跟同伴们来往时过于精明的人的。袁中郎曾写过一篇文章，表白他和他
的兄弟为什么情愿用四个极愚笨而极忠心的仆人。任何人想起所有的朋友和同伴
时，都可以证明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所喜欢的人，并不是才能受我们尊重的人
，而才能受我们尊重的人，也不是我们所喜欢的人；我们喜欢愚笨的仆人，因为
他比较靠得住，因为和他在一起时，我们尽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不必处处提
防他。智慧的男人多数要娶不太精明的老婆，智慧的女人多数要嫁不太精明的丈
夫。

    中国历史上有一些著名的傻瓜，都因为他们的真癫或假癫，很讨人喜欢，很
受人的爱戴。例如，宋代的著名的画家米芾，号“米颠”(即癫)，因为有一次
穿了礼服去拜一块岩石，叫那块石头做他的“丈人”，遂得到这个名号。他和元
朝的著名画家倪云林都有洁癖。又有一个著名的疯诗人，寒山和尚，蓬头赤足，
在各大寺院跑来跑去，在厨房里打杂，吃人家剩下来的残羹冷饭，而在庙寺和厨
房的墙壁上写不朽的诗。受中国民众所爱戴的最伟大的疯和尚无疑地是济颠和尚
，又名济公；他是一部通俗演义的主人公；这部演义越续越长，其篇幅至今约比
《堂吉诃德》(Don Quixote)多了三倍，看来似乎没有完结。因为
他是生活于一个魔术、医药、恶作剧和醉酒的世界里，而且具有一种神力，能在
距离几百英里远的城市里同日出现。纪念他的庙宇今日还屹立于杭州西湖附近的
虎跑。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伟大浪漫天才，如徐文长、李卓吾和金圣叹(他自
号为“圣叹”，因为据他说，当他出世的时候，孔夫子的庙堂里曾发出一声神秘
的叹息)。虽然和我们一样正常，可是多少因为他们的外表和举动违背传统的习
惯，不免给人一种疯狂的印象。

中庸的哲学：子思

    我相信一种注重无忧无虑、心地坦白的人生哲学，一定会劝我们脱离一种太
匆忙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责任，因而使人减少实际行动的欲望。在另一方面，现代
的人需要这一阵玩世的清鲜的风，因为这对他是有益的。那种向前瞻望的哲学，
那种使人类在徒然的、浪费的活动中过生活的哲学，也许比古今哲学中的全部玩
世思想遗害更大。每一个人都有许许多多生理上的工作的冲动，随时随地可以抵
消这种哲学的力量；这种放浪的伟大哲学虽则很受人的欢迎，可是中国人至今还
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大多数的人不能成为玩世者，因为大多数的人并不是哲
学家。

    所以，据我看来，玩世主义很少有变成大众所崇奉的流行的思想的危险。在
中国，道家的哲学获得中国人本能的感应，这种哲学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由每首
诗歌和每幅风景画里呈现在我们的眼前；然而，甚至在中国这个地方，人们依然
在过着熙熙攘攘的生活，依然有许多人相信财富、名誉、权力，立下决心，热切
地要为他们的国家服役。如果不是这样，人们便无法生活下去。不，中国人只在
他们失败的时候才做玩世者和诗人；我的同胞多数还是很高明的展览家。道家玩
世的思想的影响仅是在减低生活的速度，同时在遇着天灾人祸的时候，引导人民
去信仰动作和反动作的自然律，这种自然律结果是会使正义实现的。

    然而，中国思想上还有一种相反的势力，和这种无忧无虑的哲学，自然的放
浪者的哲学，站在对立的地位。和自然绅士的哲学对立的是社会绅士的哲学；和
道家哲学对立的是儒家哲学。如果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仅是代表消极和积极的人
生观的话，那么，我相信这两种哲学不是中国人的，而是人类天性上固有的东西
。我们大家都是天生一半道家主义者和一半儒家主义者。一个彻底的道家主义者
照理应该跑到山中去居住，过着隐士的生活，竭力摹仿樵夫和渔父的简朴的、无
忧无虑的生活，因为樵夫是青山的君王，而渔父是绿水的主人。道家的隐士在山
上的白云中半隐半现，一边俯视樵夫和渔父在相对闲谈，一边默念山依然是青的
，水继续地流着，完全没有理会到那两个渺小的谈话者的存在。他由这个凝想中
获得一种澈底和平的感觉。然而，那种叫我们完全逃避人类社会的哲学，终究是
拙劣的哲学。

    还有一种哲学比这自然主义的哲学更伟大，这种哲学就是人文主义的哲学，
所以，中国思想上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个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也能够保
存原有快乐的本性的人。一个人如果须离开城市，在山中过着幽寂的生活，那么
他不过是一个第二流的隐士，他还是他的环境的奴隶。“城中隐士是最伟大的隐
士”。因为他对自己具有充分的节制，不怕环境的影响。所以，一个僧人如果回
到社会去喝酒，吃肉，和女人来往，而同时这种行为不会伤害他的灵魂的话，那
么，他便是一个“高僧”了。因此，这两种哲学颇有合并起来的可能。儒教和道
教的对比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两个学说只是代表了两种极端的理论，而
在这两种极端的理论之间，是还有许多中间的理论的。

    半玩世者是最优越的玩世者。生活的最高类型终究是《中庸》的作者，孔子
的孙儿，子思所倡导的中庸生活。古今与人类生活问题有关的哲学，还不曾有一
个发现比这种学说更深奥的真理，这种学说所发现的，就是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
间的有条不紊的生活――中庸的学说。这种中庸的精神在动作和不动作之间找到
了一种完全的均衡，其理想就是一个半有名半无名的人；在懒惰中用功，在用功
中偷懒；穷不至穷到付不起屋租，而有钱也不至有钱到可以完全不工作，或可以
随心所欲地帮助朋友；钢琴会弹，可是不十分高明，只可以弹给知已的朋友听听
，而最大的用处却是做自己的消遣；古董倒也收藏一些，可是只够排满屋里的壁
炉架；书也读读，可是不太用功；学识颇渊博，可是不成为专家；文章也写写，
可是寄给《泰晤士报》的信件有一半退回，有一半发表了――总而言之，我相信
这种中等阶级生活的理想，是中国人所发现的最健全的生活理想。李密庵在他的
《半半歌》里把这种理想很美妙地表现出来：

    『看破浮生过半，

    半之受用无边。

    半中岁月尽幽闲；

    半里乾坤宽展。

    半郭半乡村舍，

    半山半水田园；

    半耕半读半经廛；

    半士半姻民眷；

    半雅半粗器具，

    半华半实庭轩；

    衾裳半素半轻鲜，

    肴馔半丰半俭；

    童仆半能半拙；

    妻儿半朴半贤；

    心情半佛半神仙；

    姓字半藏半显。

    一半还之天地；

    让将一半人间。

    半思后代与沧田，

    半想阎罗怎见。

    饮酒半酣正好；

    花开半时偏妍；

    半帆张扇免翻颠，

    马放半缰稳便。

    半少却饶滋味，

    半多反厌纠缠。

    百年苦乐半相参，

    会占便宜只半。』

    所以，我们把道家的现世主义和儒家的积极观念调合起来，而成为中庸的哲
学。因为人类生于真实的世界和虚幻的天堂之间，所以我相信这种理论在一个前
瞻的西洋人的心目中，初看起来也许很不满意，可是这依然是最优越的哲学，因
为这是最合于人情的哲学。归根结底说来，半个林白是比一个林白更好的，因为
比较快乐。我相信林白如果只飞越大西洋的半程，一定会快乐得多。我们承认世
间非有几个超人――改变历史过程的探险家、征服者、大发明家、大总统、英雄
――不可，可是最快乐的人终究还是那个中等阶级的人，所赚的钱足以维持经济
独立的生活，曾替人群做过一点点事情，仅是一点点事情，在社会上有点名誉，
可是不太著名。只有在这种环境之下，当一个人的名字半隐半显，经济在相当限
度内尚称充足的时候，当生活颇为逍遥自在，可是不是完全无忧无虑的时候，人
类的精神才是最快乐的，才是最成功的。我们终究须在这尘世生活下去，所以我
们必须把哲学由天堂带到地上来。

人生的爱好者：陶渊明

    所以，我们晓得如果我们把积极的和消极的人生观念适当地混合起来，我们
能够得到一种和谐的中庸哲学，介于动作与不动作之间；介于尘世徒然的匆忙与
完全逃避人生责任之间；在世界上的一切哲学之中，这一种可说是人类生活上最
健全最美满的理想了。还有一点更加重要，就是这两种不同的观念的混合，产生
了一种和谐的人格；这种和谐的人格便是一切文化和教育的公认目的。我们在这
种和谐的人格中，看见一种生的欢快和爱好，这是值得注意的。

    要我描写这种人生的爱好的性质是很困难的；用一个譬喻来说明，或叙述一
位人生的爱好者的真事迹；是比较容易的。陶渊明，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
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很自然地浮上我的心头。当我说陶渊明是中国整个文学
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时，一定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反对我的话的。他不曾做
过大官，没有权力和外表的成就，除一部薄薄的诗集和三四篇散文之外，也不曾
留给我们什么文学遗产，可是他至今日依然是一堆照澈古今的烽火，在那些较渺
小的诗人和作家的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的生活是简朴的，风格
也是简朴的，这种简朴的特质是令人敬畏的，是会使那些较聪明较熟悉世故的人
自惭形秽的。他今日是人生的真爱好者的模范，因为他心中反抗尘世欲望的念头
，并没有驱使他去做一个彻底的遁世者，反而使他和感官的生活调和起来。文学
的浪漫主义，与道家的闲散生活和反抗儒家的教义，已经在中国活动了两百多年
，而和前世纪的儒家哲学合并起来，造成这么一种和谐的人格。在陶渊明的身上
，我们看见那种积极的人生观已经丧失其愚蠢的满足，而那种玩世的哲学也已经
丧失其尖刻的叛逆性(我们在托洛的身上还可以看见这么一种特质――这是一个
不朽的标志)，而人类的智慧第一次在宽容的嘲弄的精神中达到成熟期了。

    在我的心目中，陶渊明代表中国文化的一种奇怪的特质，这种特质就是肉的
专一和灵的傲慢的奇怪混合，就是不流于灵欲的精神生活和不流于肉欲的物质生
活的奇怪混合；在这种混合中，感官和心灵是和谐相处的。因为理想的哲学家能
够了解女人的妩媚而不流于粗鄙，能够酷爱人生而不过度，能够看见尘世的成功
和失败的空虚，能够站在超越人生和脱离人生的地位，而不敌视人生。因为陶渊
明已经达到了那种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所以我们看不见一丝一毫的内心
冲突，所以他的生活会象他的诗那么自然，那么不费力。

    陶渊明生于第四世纪的末叶，是一位著名学者和官吏的曾孙；这位著名的学
者和官吏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陶渊明少时，以家贫亲老
，起为州祭酒，可是不久便辞职，过着耕田的生活，因此患了一种疾病。有一天
，他对亲朋们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有一个朋友听见这句话，
便给他做彭泽令。他因为很喜欢喝酒，所以命令县公田都种秣谷，后来他的妻子
固请种粳，才使一顷五十亩种秣，五十亩种粳。有一次，郡遣督邮至，县吏说他
应该束带见督邮，陶渊明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于是他便辞职，写了
《归去来辞》这首名赋。从此以后，他就过农夫的生活，有几次人家请他做官，
他都拒绝了。他自己很穷，和穷人一起过活；他在给他儿子的一封信里，曾悲叹
他们衣服不整，而且做着平常工人的工作。可是他有一次曾遣一个农家的孩子到
他的儿子的地方去，帮他们挑水取柴；他在给儿子的信里说：“此亦人子也，可
善遇之。”

    他唯一的弱点便是喜欢喝酒。他过着很孤独的生活，不常和宾客周旋，可是
一看见酒的时候，纵使他和主人不认识，他也会和大家坐在一起喝酒的。有时他
做主人，在席上喝酒先醉，便向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他有一张没有
弦线的琴。这种古代的乐器只有在心境很平静的时候，好整以暇地慢慢弹起来才
有意思。他和朋友喝酒的时候，或想玩玩音乐的时候，常常抚这张无弦之琴。他
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他是一个谦逊、简朴、自立的人，交友极为谨慎。判史王弘非常钦仰他，要
和他做朋友，可是觉得很难碰见他。他很自然地说：“我性不狎世，因疾守用，
幸非洁志慕声。”王弘只好跟一个朋友设计去会见他，这个朋友约他出门喝酒，
当他走到半路，停在一个野亭的时候，朋友便把酒拿出来。陶渊明欣然坐下来喝
酒，王弘早已隐藏在附近的地方，便在这时候走出来和他相见了。他非常高兴，
欢宴穷日，连朋友的地方也忘记去了。王弘看见陶渊明无履，就叫左右为他造履
。当王弘的左右请度履的时候，陶渊明便伸出脚来使他们量一量。此后王弘要和
他见面的时候，常常在林泽间等候他。有一次，他的朋友们在煮酒，他们拿他头
上的葛巾来漉酒，用完还给他，他又把葛巾着在头上。

    他住在庐山之麓，当时庐山有一个著名的禅宗，叫做白莲社，由一位大学者
主持。这个领袖想请他加入白莲社，有一天便请他赴宴，他所提出的条件是可以
在席上喝酒。这种行为是违犯佛教的条规的，可是主人答应了。当他刚要签字正
式入社的时候，他却“攒眉而去”了。大诗人谢灵运很想加入这个白莲社，可是
找不到门路。那位法师还想跟陶渊明做朋友，所以有一天便请他和另一位道家的
朋友一起喝酒。他们一共三个人：那位法师代表佛教，陶渊明代表儒教，那位朋
友代表道教。那位法师曾立誓终生不走过某一座桥，可是有一天当他和那位朋友
送陶渊明回家时，他们谈得非常高兴，不知不觉都走过了桥。三人知道的时候，
不禁大笑。这三位大笑的老人后来成为中国绘画上的常用题材，因为这个故事象
征着三位无忧无虑的智者的欢乐，象征着在幽默感中团结一致的三个宗教的代表
人物的欢乐。

    他就这样过着一生，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心地坦白的、谦逊的田园诗人，做
一个智慧而快活的老人。可是在他那部关于喝酒和田园生活的小诗集，三四篇偶
然写出来的文章，一封给他儿子的信，三篇祭文(其中有一篇是自祭文)和遗留
给后代子孙的一些话里，我们看见一种造成和谐的生活的情感与天才；这种和谐
的生活已经达到完全自然的境地，没有一个人能超越过他。他在《归去来辞》里
所表现的就是这种酷爱人生的情感。这篇名作是他在公历405年11月决定辞
掉县令的职务时写的。

归去来辞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
不谏，知来者之可追。�⒚酝酒湮丛叮�觉今是而昨非。舟摇摇以轻92�埽�风飘飘����。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
，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
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
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
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遑遑兮欲何之?富贵非
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
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有人也许会把陶渊明看做“逃避主义者”，然而事实上他并不是。他想要逃
避的是政治，而不是生活本身。如果他是逻辑家的话，他也许会决定出家去做和
尚，彻底逃避人生。可是陶渊明是酷爱人生的，他不愿完全逃避人生。在他看来
，他的妻儿是太真实了，他的花园，伸过他的庭院的树枝，和他所抚爱的孤松是
太可爱了；他因为是一个近情的人，而不是逻辑家，所以他要跟周遭的人物在一
起。他就是这样酷爱人生的，他由这种积极的、合理的人生态度而获得他所特有
的与生和谐的感觉。这种生之和谐产生了中国最伟大的诗歌。他是尘世所生的，
是属于尘世的，所以他的结论不是要逃避人生，而是要“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
而耘籽”。陶渊明仅是回到他的田园和他的家庭的怀抱里去，结果是和谐而不是
叛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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