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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mail-masked] (Li Chi)
Date: 21 Jul 1994 06:18:41 GMT

在中文网上贴了「在同情的基础上共同寻找救赎之路」一文，蒙
朋友们做了一些回应，非常感谢。在网上提出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看
法，无非是希望把它当成个人思考的开端，藉著与大家的意见交换，
来磨勘、洗练自己的思想，俾能使之渐臻成熟。当然，也希望藉著提
倡这类问题的讨论，有助於让大家捐弃成见、嗔心，一起来寻找中国
问题的真正症结与可能的救赎之路，并使每一位有心人都能够将心力
用在适当的方向，使大家能够都成为改革的同志，而不要因为彼此的
异见、猜忌、冲突而抵消了全体的力量。

    策略上，我将试图为自己以为是的论点进行辩护，但是这不表示
我打算固执己见，而是希望能透过理性的辩论，使真正恰当的论点更
容易浮现出来。还望网友们能多多给予指教。我知道，找到答案绝不
是容易的事，但是鉴於问题的重要性，我们还是需要耐心地去寻找，
而且，我们也不宜过早自以为已经获致最後的结论，这将很容易带来
无谓的纷争，甚至可能虚耗大家许多的心血，宜尽量避免。

    我曾几度提出关於「自律」的问题，但是均遭到朋友们的反驳。
我说，西方人与日本人分别因为他们的宗教及封建武士统治的的长期
影响，塑造出他们的自律的国民性。我认为这是西方与日本社会在近
代能有突出表现的重要理由。但是，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什麽人支
持我的看法，至少，从我所接收到的回应来看是如此。反驳者大致是
强调，中国人的自律性不比西方人与日本人差，如此，则用自律来说
明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自然就无法成立。好比有一位网友就说：

	我不同意西方和日本人的自律好是因为文化和历史，中国和
	这些国家最大的不同是中国被打败了，因此中国的整个社会
	秩序被打乱。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印第安人，他们曾经是非常
	有自律的民族。但他们现在怎样？我在西方的经验告诉我，
	中国人比大多数西方人要自律得多。

    网上的外乡人也曾经提出类似的看法，他强调中国人的根本问题
是欠缺民族主义，而太重地域观念。至於我强调自律方面的问题，外
乡人认为我有倒果为因之嫌。此外，也可能有些人会质疑：西方社会
的特点是自由，自由才是他们社会进步的原动力，而不是自律。

    对於中国人自律与否的问题，的确并不容易□清，不但是因为严
谨、客观的比较很难进行，而且也因为从许多面来看，中国人的自律
程度似乎的确未见逊於西方人与日本人。这些疑问都言之有理，我不
能无视於这些而迳下结论。在缺乏足够的经验证据的情形下，更必须
谨慎地推论。

    也许我们可以先谈谈大家较熟悉的现象―西方人与日本人在遵守
公共规范方面所表现的自律性格。

    三十年前有一位美国人 (中文取名狄仁华) 在台湾住过几年离开
以後写信给其在台友人，评论中国人「人情味浓厚、公德心淡泊」。
这话引起台湾的人一阵热烈的检讨，显然，大家经由日常生活的体验
，不难承认，西方人与日本人至少在遵守交通规则、环保规则，以及
其他各种公共规范方面，确实做得比我们好。

    我相信，西方人与日本人在公共规范方面的良好表现必然与其国
民在此方面的自律性格密切相关。如果缺少这种自律性格，仅仅是靠
众多的警察、严酷的法令，是很难维持良好公共秩序的。试问：如果
没有自律的习惯，什麽人会愿意在夜深无人之际还肯自动在红灯前停
车？没有警察在旁，谁还肯理会四向停车(four-way stop) 的指示？
没有警察在旁，谁还理会「不随意丢弃垃圾」的告示？只要是不必担
心被抓、被罚，有什麽理由不优先考虑个人便利？中国人普遍不遵守
交通规则、随地吐痰、随地丢纸屑与垃圾。这些现象虽然可能有许多
理由，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不是缺少这方面的自律习惯吗？

    当然，以上对於西方人与日本人在自律性格方面的陈述可能受到
如下的质疑：会不会中国人与西方人、日本人在自律方面的差异实际
上仅仅是在价值取向(value orientation) 上的不同，而非自律本身
强度的不同？换言之，也许根本问题还是在价值取向上，而非自律与
否。

    我相信，中国人、西方人与日本人在价值取向上存在著显著的差
异，而且也因此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性质与发展。我也相信，西方人与
日本人在公共规范方面的良好表现，可部分归因於他们有较强的「公
取向」(public orientation)。

    与西方人相较，传统中国人一般较欠缺对「公」领域的意识，其
思想参照系(frame of reference)也较少普遍性与抽象性，而较重具
体性、较偏於particularistic 的互动模式。显然，处身在今日异质
社会里，这些特性显得格格不入。我们要让中国社会顺利地转型成为
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势必要让民众改变其既有行为模式，要让大家有
更强的公共意识。

    但是，如果我们只强调公共意识而忽略「自律」性格的培养，可
能会产生严重的弊病。所谓totalitarian常是出於强迫将个人奉献於
集体的结果。人们如果是在他律之下勉强为公众服务或牺牲，这不但
容易造成疏离心态，而且，这样的制度更容易被利用来为特定群体服
务。强调自律，固然可能隐含对公共意识的强调，但是它绝不是要求
一种「无我」的付出，而是要求对某些抽象原则的尊重，同时，更重
要的是，它强调主体性，要求人们出於对自我的高度期许，对自己形
成约束。

    诚然，近代西方人有日益偏重个己的趋势，但是，基本上，他们
对「个人」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分际仍然有极强的意识。他们不会把个
人完全溶化在公共领域里，也不会把公共领域给私化。公是公、私是
私，该遵守的公共规范就严格遵守; 但是该留给自己的空间，他们也
不会容许被随意侵入。西方人的所谓「自由」，在我看来，真正的意
涵绝不在於「放任」个人，而是在於严格划分「公」与「私」，在於
不让公领域侵占私领域。在公领域里，固然有许多公共规范必须遵守
，在私领域里，个人仍然必须受到许多节制。依我愚见，西方人的自
律，固然表现在遵守公共规范方面，同时也表现在他们的私领域里。

    可能有不少人会反驳我上面的这句话，他们可能觉得许多西方人
在私生活上是非常随便的、松懈的，因此怀疑他们在私领域里还有所
谓的「自律」。但是，我觉得这点极有必要加以□清。首先，我们应
该注意到今天的西方人与工业革命初期的西方人的差异，特别是与当
时基督新教教徒的差异。。我以为，今天西方人的精神表现、自律程
度有退化的迹象。从某个意义来说，他们是在享受其祖先的精神力量
的成果。其次，除了极特定的生活面向 (如性生活) 外，西方人在日
常生活上其实是有许多讲究的。譬如说，中国人的屋子里、外常显得
比较脏乱，餐桌上的礼节、对衣著的讲究、按照排定的时间表作息等
，中国人一般都比西方人来得随便。还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西
方人对自己的生活常有较严谨的规划，而且比较会严格去执行这些计
画。对於这一点，我感触格外深刻。至少，在我所接触过的一些西方
学者中，有些人的表现让我不得不佩服，他们可以在研究室里每天工
作很长的时间，并且日复一日，即使偶而出差国外，仍然孜孜不倦。
也许有人会认为学者并不是最好的例子，但是，学者既是文明创发的
重要角色，他们的意义就不可轻估。何况，我并不以为上述特性只在
学者身上表现出来。其实，西方的企业家才是韦伯推崇为最具基督新
教伦理禁欲特性的对象。

    有些人强调中国人的勤俭特性，而认为中国人比西方人自律得多
。对此我的确还感到困惑，也许从这里可以证明我的看法确有不当。
不过，我仍倾向认为中国人比较是他律性格的。如果中国人很勤俭，
恐怕是生活的压力使然。中国人里的地主、富户与白领阶级，还能不
能维持这种勤俭的特性呢？

    我无意一味否定中国人。但是我担心我们由於感情因素而包庇自
己的缺点，不肯坦然地、深入地审视自己的缺点。最後，我们可能把
问题不尽恰当地归咎给其他因素，好比政府官员、执政党、外国，总
之，某种外在因素。我只能说这是不尽恰当的，因为我并非完全否定
这些说法。问题在於，我们无法解释，为什麽即使换了官员、换了执
政党，甚至改变了国际关系，中国的问题还是这麽层出不穷。我们如
果一味向外寻找理由，固然较能让自己安心，却可能误了自我提升的
契机。制度问题当然重要，但是制度改革必须配合国民性的改变才能
真正被落实。中国早在1912年就号称开始实行共和，结果呢？

    改变国民性也许不比革命来得容易，但是我们总要让大家的努力
方向正确才能指望有成功的一日。如果大家总是把全部的力气用在推
翻 (或维护) 现在的政府上，而忽略更深层的改革，我恐怕我们会更
长久地陷在失望的深渊之中。诸君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