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                        ◆      ◆      文革博物馆专集(四十八)      ◆      ◆                        ◆      ◆◆◆◆◆◆◆◆◆◆◆◆◆◆◆◆◆◆◆◆◆◆◆◆◆◆            SUPPLEMENT TO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增刊 第一七一期 ——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五出版) ————————————————————————————————————              本期目录 (zk9903d) ———————————————————————————————————— ⒈【往事如烟】 我不忏悔——一个红卫兵司令的自白(节选)     安文江 ⒉【研究报告】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九)   宋永毅·孙大进         第三章 怀疑一切:从怀疑反革命到怀疑最革命         ⒈革命的“怀疑一切”万岁  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战斗队         ⒉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                     北京林学院 《一·二九》战斗队等         ⒊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伊林·涤西 ————————————————————————————————————  《华夏文摘》是由CND义务工作者提供的免费服务。订阅或停订本刊的方法  请参照本期文摘的封底。意见和建议请寄:cnd-cm@cnd.org;  来稿请寄:HXWZ@cnd.org。由于本刊编辑人手有限,来稿请只用  电子邮件寄纯文本文件。请在来稿中注明您的姓名和电子邮址(如愿用笔名或  不署名也请注明)。若是文摘,敬请详细注明原稿的来源和出版时间。  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华夏文摘》或CND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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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奉贤,我负责一个生产队的运动。在“放包袱”阶段,我队没半只“包袱”上交。我怀疑自己犯了毛主席批评的“心慈手软”的右倾病。工作队领导又反复强调“加强敌群观念”,“警惕走过场”。我就将病殃殃的女会计找来,拉长脸大搞政策攻心,反复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终于,五天后她红肿着眼睛“交代”了六十四元“贪污账”。我一边写汇报,一边心里打鼓:凡会计都会贪污吗?她为啥说不清怎么贪污的?工作组长开导我说“这就是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嘛,隐瞒作案过程为的是反攻倒算!”我也便心安理得了。现在想想,对她有一种犯罪感。我这个人心肠很软,但阶级斗争学说唆使我开了杀戒。   在宝山县,运动到了建党阶段。我所负责的鲍家宅生产队同样也要“吐故纳新”。我这个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居然承担起先锋队发展的任务,找对象谈话,讲解党章,填写申请,写个人鉴定等等。当三名新党员站在党旗下宣誓时,我谇然涌起一种失落感。   所以,“四清运动”虽然比“文革”温良文明,却同样闪烁着极左的刺眼弧光。怀疑一切,无限上纲,乱揪蛮批,以至逼供信、大民主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我们呢,在毛泽东同志描绘的“党变修,国变色”的前景的难以辩清根底的落后面前感到迷茫、怖慑。这种惊悸浮躁情绪又在“反修防修”的引导下转化为要冲击什么要捣毁什么的狂热。   激荡的感情缺少有头脑的理性判断,必然成为冲天浊浪和荒原野火。“四清”是大学生红卫兵的孕育期,这是史实,尽管有人要掩盖。                    6   1966年6月,我们突然接到立即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我敏感到有一场比“四清”更剧烈的运动等待着我们去投入。   初夏的复旦园燥热、憋闷。从党委到学生都有股惶惶然的情绪,害怕发生什么又急切地期待着什么。《海瑞罢官》的超常规批判,“三家村”的全民性声讨,陆平、匡亚明(分别为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校长——编注)的揪出和两报一刊充溢硫磺味的文章使校园笼罩在令人窒息的浓雾之中。像活火山下的居民,我们等着喷发又害怕喷发。茫然中,我竭力寻找明确的走向。那一段时间,我几乎一字不漏地聆听每晚的新闻广播,天天逐字逐句地研读两报一刊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总想在字背后找到支撑灵魂的东西。北京的高干子弟已揭竿而起,我还在观望之中。我老是做梦,一会红一会黑。   校党委也被毛泽东的指示搞迷乱了。一边放映反映匈牙利事件的电影《前夜》、《黎明》,警戒可能蠢动的学生,一边违心地组织对周谷城、周予同(复旦大学的“反动学术权威”——编注)的批判以对应时局。在少数师生贴出揭批党委书记陈传纲同志的大字报后,经上级批准,校党委宣布陈是修正主义分子,陈书记不久便饮恨自杀。这种丢卒保车,舍一人保整体的做法意在控制主动权,但与其愿望相反的是客观上鼓励了学生的蠢动。   陈是修正主义,那么被陈提为宣传部长的原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徐震是什么主义呢?我们依照极左的思想进行想当然的推理。6月25日,我和同年级的十一名同学贴出《徐震是什么人》的大字报。徐讲话多,又是笔名公今度的杂文家,和“三家村”一对照,辫子一大把。于是,又贴出了《二论徐震是什么人》、《三论徐震是什么人》。凭心而论,徐震同志豁达平易,对我们也很器重,大字报的领头人还是他精心培养的尖子。可是,《人民日报》尖锐的指出“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中,是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当资产阶级保皇派?每个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们当然不做保皇派了!于是,揭竿而起踏上了造反的第一步。校党委意识到“徐震问题”可能会成为冲决党委的缺口,在力保半个月后就放风“党委对徐震问题早有察觉。”党委负责同志说:“6月中旬,我们就叫徐震考虑问题了。”7月25日,该同志又说:“决心下得晚了。”次日,中文系党总支组织百余人贴出《彻底打倒徐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的综合材料。徐成了又一颗保车而弃的卒子。这无疑宣告了我们的胜利,激发的我们乘胜追击的斗志。校园里一派“向中四小将学习”的欢呼,我们则更坚信了“怀疑一切”的极左信条。——这是一段有人不愿重提,有人力图掩盖的史料。文革中,丢卒保车,丢车保帅的现象遍及全国,有多少周谷城早在红卫兵诞生前被批斗,有多少陈传纲、徐震被推出来充任无罪的替罪羊以至走上绝路。把这些账搅浑了统统算在红卫兵头上,对得起历史吗?假如全党共止之又将如何呢?   在没有法制,没有权力制约,充满个人迷信色彩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不能苛求各级领导同志挽狂澜于既倾。但是,反思浩劫,面对周谷城的高帽,陈传纲的尸体,从策略出发组织或批准对他们上纲批斗的当时的领导能不问心有愧作必要的反省吗?你们可以“根据上级指示”推诿,那么,红卫兵“根据最高指示”又作何论?何况,一些共产党人在狂潮中观风使舵,卖友求荣,辱格求荣,踏上贼船也是一股显见的浊流,只是有些人有权利使自己“一贯正确”。   66年10月。上海文化广场休息厅。出席批判资反路线大会的市委某负责同志在我的毛主席语录扉页上主动提词:“打倒XXX!”这是超前性口号。当时的上海还在“火烧”。这一自乱阵脚的表态是鼓励造反派提前升温。当时,我出乎意料。二十年后,我在中央级报纸上又读到该同志的长篇追悼文章,称“我的亲密战友XXX同志”。我感到寒心的滑稽!文过饰非的恶习不改,中华民族的脊梁断难坚韧!邓小平同志曾实事求是地说,在“文革”中,周总理也说过不少违心的话,做过不少违心的事,这无损于周总理彪炳日月的伟大人格。但是,有些人似乎比周总理更伟大,一说“文革”就撩起衣襟亮出伤疤,摆出一贯受害又一贯正确的姿势。这是又一种“欺”和“瞒”。                   7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登上城楼接见红卫兵。宣告“文化大革命”进入狂飙突进的红卫兵时期,中国顿时成了烈焰遍地的非理性世界。   “八·一八”核辐射炙热了中国。到处是“三忠于”、“四无限”的口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赞歌和“拿起笔作刀枪……滚他妈的蛋!”的呼啸。上海市委为控制形势,率先在人民广场支持成立上海红卫兵。复旦党委闻风而动筹建红卫兵大队部,以持保守态度的党团员为主干,当然排除了已在串联亮相的造反派。我们则针锋相对筹建造反派红卫兵,后因观点不同,分成“红革会”、“红三司”、“东方红公社”三伙。这是学生队伍自解放以来的第一次分裂。   保守派红卫兵比我们更迷茫、更痛苦。他们敏感到毛泽东、中央文革以越来越鲜明的态度冷落他们而支持造反派。像最孝顺的儿女得不到母亲的理解,他们产生了凄绝情绪。为了表白他们的忠心,一反温良的常态而渲泄积聚的忿懑与绝望。于是,复旦的保守派在炎热的8月发起了癫狂的“打鬼运动”,粗暴地揪斗了一大批“牛鬼蛇神”。   在球场的乒乓球桌上,苏步青教授被保守派押上台,主持大会的是我们年级的团支书,一位质朴善良的女同学。她声嘶力竭地声讨、斥问。突然把一瓶红墨水喷洒在苏教授谢顶的头上,随即推到台下,责令他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做狗爬……我被她的突变震愣了。   现在回想倒也可以理解,他们满腔赤诚悍卫党,结果落个“保皇派”。“我也造反给你们看看!”这是潜意识。“文革”中的各派学生像被疯狗追逐的人群,跑慢了就有被咬而得狂犬病的危险,于是你追我赶。你用纸帽,我用铁帽,你叫火烧,我叫打倒,你说一个我说一堆……什么是非、原则、政策,统统失去了约束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   我就在狂潮中“脱颖而出”,且不可收拾。   66年8月24日,校内贴出未公开发表的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他以冷峻似铁的语气写道“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计,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用心何其毒也!”最高统帅明确尖厉的表态给我们注射了兴奋剂,复旦园的造反派热泪横流,纵声欢呼。恰逢赴京上告的造反派代表某同学从北京返校,她作为上海代表荣登天安门城楼参加“八·一八”大检阅。我们把她的上天安门看作造反派的胜利,把毛主席和她握手看作伟大领袖对我们的支持。当晚,大礼堂泪花盈盈,口号震天,震耳欲聋地回荡着杀气腾腾的战歌“……谁不要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把国骂谱成歌唱遍全国是历史的荒诞,但当时的我们却感到难以名状的痛快。)我是大会主席之一。深夜十一点多,一千四百多激情难义抑的红卫兵应上海戏剧学院少数派的要求,高举精心裱装的《炮打司令部》,高唱《造反有理》冲向上海戏院。通宵的大辩论使几位誓死保卫司令部的藏族班学员昏厥过去,多数派则把更多未昏厥的藏胞抬上讲台。这就是震惊上海的“八·二五”事件。返校途中,教辅蒋某失口错呼了口号,更给“八·二五”增添了恐怖色彩。   我是“八·二五”上海首次大串联的领队,又是上海戏院大辩论的主持人,我有些惶恐不安。第二天的《解放日报》以鲜明的标题报导上海戏剧学院多数派“坚决捍卫‘十六条’”的消息。虽然没点名,我们实际上被指控为践踏“十六条”的暴徒。8月26日晚,复旦保守派在大草坪召开四万人大会,约请了全市各高校代表,声讨“八·二五”事件。XXX市长出席并讲了话,他说这一事件“掺杂着两类矛盾”。我在会上被多次点名。在这种声讨气氛中扬名,我很紧张,很惶棘,我做不到坦然。可是X市长的讲话和毛主席的大字报形成的强烈反差又支撑了我无限信赖伟大领袖是无可置疑的。而伟大领袖支持造反派又是不容怀疑的。我怕个屁!于是,我们在宿舍楼前贴出对联“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当然毛主席站在我们一边,那么反对我们的群众无疑是保皇派,反对我们的领导必定是走资派。在当时,这似乎是一加一的算式。失去脑袋的我觉得自己有着颗最红的脑袋。这正是悲剧的根源。   在文化广场的一次演说中,我慷慨陈词:“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少数派!少数怕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暂时、虚伪的多数我们不希罕!有毛泽东思想指引,革命的少数发展为明天的多数是历史的必然!”何其雄壮哟!遗憾的是我们果真成为多数,荒唐的历史又一次挑唆我们延着极左的轨道讯捷滑行。在同一次演说的结尾,我大声呐喊:“有毛主席撑腰,我们就是最强者!白色恐怖,我们不怕!反革命帽子,我们不怕!拎着脑袋干革命,砍头不过碗大的疤”何等的壮烈哟!遗憾的是我们徒有满腔赤诚,脖颈上只顶着被极左控制的灵魂。“拎着脑袋干革命!誓死保卫毛主席!”在66年确乎发自由衷。有人以为红卫兵造反是颈后长反骨,怀里包祸心,这是曲解。我没有统计数字,但是绝食、武斗中高呼“毛主席万岁”献出生命的肯定要以万计数。他们是得不到历史公认的所谓“烈士”,是献给上帝的无辜贡品。后人可以鄙夷,可以抨击。但是,请不要怀疑他们沸腾的忠诚。                   8   66年9月,我怀揣战友们拼凑的百余元钱,瞒着父母赴京串联。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我好不容易在座位下占得一席之地,身边还躺着一位捷足先登的女红卫兵,外语学院的。挨挨蹭蹭的谁也没心率过速的异常。车过泰安,气温骤降,我们还合盖一件风雨衣,这幅画景今天看来挺粉色的。但当时我比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还柳下惠。伊斯兰教徒到麦加朝圣的虔诚“净化”了我们。   我在北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等,参加了关锋接见,又经人大附中、清华附中几名高干子弟的疏通登上城楼参加了“九·一五”红卫兵检阅。当“东方红”乐曲骤然响起,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佩红卫兵袖章在林彪、总理陪同下向我们步步走近时,我的每根神经都在纤颤,每个细胞都在扩张,眼泪哗哗地流下来,我身后的一个女红卫兵幸福得昏死过去……接见完已是黄昏,我以百米冲刺的高速奔进电报大楼。楼厅里正播送“凡拍发毛主席接见内容的电报概不收费”的通知。太好了!我一口气写了四份,每份电文都长达四百多字。我要让复旦、定海、妈妈和兄嫂及宝山的贫下中农分享我的幸福!若干年后,在四川甘孜地区,我目睹一长串佛门子弟三步一拜叩得满头鲜血的情状,我才理解这种“幸福感”所包含的愚昧。   进京的另一条所得是高干子弟向我透露的大量小道消息、内幕新闻以及各大院校大字报揭示的真假掺和的材料。对党的崇敬感,对大人物的崇拜感层层剥落。我冲腾着幻灭的激愤和由此引发的要厮拼的冲动。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越加鲜明地支持红卫兵造反,强调“造反有理”,“红卫兵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警告各级领导“不要干预他们的革命行动。”   迷惑、诱骗在光明正大的幌子下进行,本就缺乏辨别力的我们格外有持无恐。在小说《雾》中,我把红卫兵比喻为西班牙斗牛。“斗牛是悍勇且可悲的。斗牛士用大红布挑逗它,撩拨它,它野性勃发喷着鼻息低着脑壳高翘弯角,冲撞、踢达、搏杀。结果是长矛戳入背脊,短剑穿透心脏,在狂热的欢呼声中匍然倒下!”这是我的自画像,也是一代红卫兵的群像。   正因如此,回沪后我以百倍的狂热投入狂潮。   组织并主持上海造反派首次大集会……   发起复旦团委门前的静坐活动……   支持协助徐景贤、朱永嘉在市委后院造反……   组织参与抢“黑材料”活动……发起、组织上海“红三司”总部……   我成了不能自控的向左剧旋的陀螺。   11月,重建“红三司”总部,我被一致推举为勤务组负责人,人称“安司令”,下辖大专院校中专技校等红卫兵近十万人。狂飙推我上涛头,我三分疑虑三分得意四分自信。   那时候,当头头无需看挡案查阅历级级批报,关键看“文革”中的胆、识、才。这三者我似乎都不缺,尤其是口才惊人。呱哒呱哒,不用纸片可以说上三四个钟点且绝少破句。这也许得益于“四清”运动的锻炼。   那时候,当头头也简单,关键看你的感召力、凝聚力。这一点也不难。封建宗法观念体现在红卫兵组织里是对头头的绝对服从,这是愚盲、迷信的扩展下移,是丧失独立人格的红卫兵对强权的不自觉依附。有些红卫兵以见到安司令为荣,可见他们的瞳仁里的安司令也有一轮光圈。我不再是真实的我了!每当悲哀的我,彼时彼地却很得意,自以为挺伟大的。我自己弄不清我是谁了!想起西方哲人的一句话:“什么样的民众产生什么样的领袖。”推而论之,要是没有八亿人民的崇拜爱戴,毛泽东同志的个人迷信也不会那么严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化的毛泽东是中国人自己种出来的。红卫兵本着“反修防修”的目的,高呼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但是无论是思想武器还是行为方式形式都有着封建主义的深刻烙印,这就决定了红卫兵运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性质和它必然溃灭的命运。可怕的崇拜的偶像被当成了万能之神!我在崇拜大偶像的同时也被当作小木偶被人崇拜。                   9   1967年1月,上海发“疟疾”。自然界的寒潮使它抖索,政治上的夺权风暴使它高烧。我也在“一月风暴”中从沸点跌向冰点。   1月11日,我指挥近千名“红三司”战士浩浩荡荡冲进上海市公安局,宣布接管市局和各分局。何以有诺大狗胆?一有元旦社论的指示:“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二有中央首长的具体指示“公安机关是地地道道的黑窝子”(江青),“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派,镇压革命群众的。不把原来的那一套东西彻底砸烂,就永远跟不上毛泽东思想”(谢富治)。三是夺权势态的推动。《文汇报》被造反派接管后毛泽东高度赞扬“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此言一出,风暴骤起。“工总司”、“红革会”、“炮司”、同济“东方红公社”、交大“反到底兵团”……以“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气势先后接管了华东局、上海市委、市政府、港务局、铁路局……巍巍机关成风化岩石,沉沉乌纱似秋风落叶。这就是震撼世界的“一月风暴”。陈丕显、曹荻秋望风兴叹,张春桥、姚文元弹冠相庆!我们“红三司”岂甘落后又岂肯落后。   下午四时许,王洪文带一批他组织的头头闯进公安局,要求和我们联合接管。我心里明白他们无非是想“利益均沾”,但是佯装大度地表示同意。公安局联合接管委员会成立,我任主任委员。妈妈听说后吓得语无伦次,我却傲然一笑。   “文革”进行到1月,上海已成三强鼎立之势:市委机关联络站,上海工人造反队,造反派红卫兵。“机联站”的秀才摆出“上海文革小组”的架式发号施令,人少权大,“工总司”得毛主席肯定,张春桥撑腰,势力日壮,惟有大学红卫兵已成强弩之末,我已敏感到有失势、失宠的可能。中国知识分子在历次大变革中的使用价值就是吹鼓手。随着运动的发展,造反派到了夺权阶段,抢大印,插派旗,排座次的内讧也趋向白热化。我们红卫兵比“工总司”多一点虔诚,但“一月风暴”中同样沾染了进京后的刘宗敏、牛金星的气味。“红三司”接管公安局的动机之一就是亮旗子争头功,有明显的山头主义。   傍晚六时许,王洪文等人又匆匆赶来,一个个拉长嘴角宣布退出联合接管。王洪文则令我“两小时之内撤出”。我燥火蹿了几丈高,骂他“变色虫”。王洪文冷冷一笑,甩下一句“不撤就对你们采取革命行动!”我们就唱“滚滚滚,滚你妈的蛋”。当时的王洪文不过是工人造反派的头头,红卫兵不太买他的账。但他两小时的突变使我不能不想到促使他急转弯的幕后人物。我估计是张春桥。不久,朱永嘉从丁香花园急匆匆赶来,把我拽进厕所,好意地劝我撤退。他说:“春桥表了态:不支持。”又怨怪我“这么重大的行动怎么能不向他请示!”我的情绪大跌。张春桥以中央代表身分主持上海工作,他的表态等于最终宣判。我能不懊丧吗?张春桥整人的手腕我早有所闻,扶徐景贤疏郭仁杰,拉王洪文打耿金章,完全是亲我者贤,疏我者贼那一套。八点差一刻,公安局门口贴了大字报:“张春桥同志指示:对“红三司”接管公安局,一不支持,二不反对,三不表态。”这是不表态的表态。这对我是迎头一闷棍。我心里想到了完蛋垮台!坐牢……甚至想到了潜逃。但我装得镇定自若,一面电令复旦、交大、师院、政法院派人增援,一边把在局内的其他组织的头头和代表约近五十人请进会议室,向他们介绍情况。介绍会变成辩论会,唇枪舌剑的斗得很激烈。好在我们有政法“红三司”提供的关于支持“走资派”的材料和公安局内部造反派提供的关于黄赤波、杜蔚然的真假掺和、从政治言论到生活作风的第一手材料。四小时的辩论我始终占上风。“工总司”的一位代表当场撕了“工总司”的证件,说“我支持你们!”财革会头头说:“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首都红卫兵驻沪代表说:“北京红卫兵愿做你们后盾!”我却没有兴奋的感觉,我明白决定胜负的关键在北京。   公安局大院里挤满了“红三司”战士。对组织的忠诚,对头头的信赖,使他们无须思考地站到了张春桥的对立面。隆冬子夜,北风凄厉,成千的红卫兵正唱着如泣如诉的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第二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其中一段话是“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应当像上海市的革命造反派那样,在毛泽东思想的大旗下,进一步联合起来,把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掌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自己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及时明确的仲裁呵。我当时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尤其是“自己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一句无疑是最明朗的肯定。彻夜不眠的上千红卫兵狂呼“我们胜利啦!”“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也感动的涕泪横流。上午,“工总司”等二十七个造反派主动上门承认“有个认识过程”,表示要发出支持我们的《联合声明》以挽回影响。下午,张春桥亲自召见,回避昨天的“三不指示”,说:“我的态度嘛,一句话:我支持你们。”事后才明白,当天深夜,他就“红三司”接管公安事请示了中央文革的其他领导,答复是“要坚决支持。”我压下心中的不满,即令下属组织把“春桥同志支持我们”的标语刷满全上海。   坦白说,在公安局问题上,我与张春桥、王洪文的矛盾根本不存在原则是非。接管公安局是“一月风暴”的组成部份,是大乱上海的错误行动。实质上是为张春桥实施坐镇上海掀起全国性夺权风暴服务的。不过,张始而反对继而支持的反复造成了造反派内部的公开对立,又暴露了他以我划线的偏窄心理,文过饰非的诡诈嘴脸,这是促成我们日后炮打张春桥的原因之一。   13日中午,我赶回复旦,针对“红革会”在公安局接管问题上站在王洪文一边,炮制了《向红革会某些负责人大喝一声》的大字报,指控他们“制造分裂,排斥异己”“学市侩争名夺利”。次日,“红革会”贴出《是谁制造分裂》的大字报,指控我们是“脑袋开始发热的投机商”。随即,我们又贴出《分歧从何而来》的反驳大字报。红卫兵开始第二次裂变。因为上海三大红卫兵组织的头头都是复旦的学生:马立新,劳元一,周谷声和我。复旦因此被张春桥称作“藏龙伏虎之地,虎豹豺狼之窝”,被徐景贤称作“上海的晴雨表”。复旦园的内战很快波及全上海。我是挑起这场内战的祸首之一。   红卫兵运动在67年1月达到峰巅,也开始了衰败。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等一伙人的眼中,大学红卫兵完成了“历史使命”,渐渐失去的实用价值,甚至成了某种累赘。于是,在两报一刊上再也看不到《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而是“要斗私批修”,“要向工人阶级学习”的教诲。也就是说,你们到了革自己命的阶段。始乱之,终弃之,大学红卫兵是可悲的,但这种被弃使我们没有在极左道路上滑得更远,其中一部份开始自省,这又是红卫兵的大幸。                   10   1967年1月28日,复旦大学爆发了震惊全国的“炮打张春桥事件”。我作为组织领导者之一,不久被压上批斗台,我的生活与思想也发生了急转弯。命运替我划了条黑色的弧线。   1979年,有人称这一事件“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先声”。我觉得,不承认这一事件对“四人帮”的冲击,以及客观上有助于群众对“四人帮”的认识固然有失公允,但过高的溢美之辞也不符合我们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从没想到要去充当反“四人帮”的英雄,就像我从不认为自己是红卫兵暴徒一样。我之所以炮打张春桥,原因有三:   一是对张春桥劣性的直觉与敏感。任何东西隔远了看有一种“朦胧美”,走进看或钻进去看往往大失所望。我这人至今还相信自己的第一印象。对聂元梓、蒯大富以至张春桥,一接触就没好有好感。1月中旬,在一次张主持的联席会议上,他突然提出让上海戏剧学院的赵某参加会议。赵是“红三司”的发起人之一,后因有私自抄家侵吞抄家物资等行为经张春桥默许关进了地牢。出来后,他拼凑了“上三司”,在上海到处张贴“立即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上海新市委”,高级马屁拍得正是时候,昔日阶下囚成了今日座上宾。我很反感,觉得张是搞培植亲信宠纳小人的一套 队上接管公安局时张的“三不指示”以及12日阶见的文过饰非,我觉得此人不坦荡、不磊落、没有左派味。   二是怀疑一切的理论驱使。上海人民公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前身,张春桥起的怪名)成立标志着上海运动的新阶段,“走资派”倒了以后,狂热尚足的红卫兵寻找着新的渲泄口。越演越烈的内战是其一,把矛头指向新政权中的可疑人物是其二。“怀疑一切”成了最时髦的口号。当时,对张春桥的怀疑还没有充足的材料,可是疑窦一开也就该他挨炮了。张不是旧市委的文教书记吗?旧市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他就一身洁白吗?他老婆文静不是有历史问题吗?亲不亲,阶级分。他老张的屁股没坐歪吗?这么追下去,确实不乾净的张春桥露了部份真相。   三是对“文革”中极左恶行的本能反叛。我这个人受家庭影响和西方书籍熏陶,人情味很重。这是我在文革中不参加武斗,不参加抄家的内在原因。我一边在狂涛中冲浪,一边在浓雾迷茫……在理性灰飞的浩劫中,我看到的血泪、尸骨实在太多太多。跳楼的外文系教师裸露的白骨,上吊的化学系教师暴突的眼睛,苏步青头上淋的墨水,谢希德胸前沈重的木牌……交织成一幅毛骨悚然的恶梦。我厌恶暴力,同情弱者,因为我本人是孤寂的弱者。可是我又处在弄潮的位置上,尽管我自己不参与武斗、抄家,但这只是“君子远苞厨”的伪善。这是想摆脱又无法摆脱的痛苦。巴金先生一度被押到我校劳动,曾住在与我相邻的房间里,每天拿扫帚清扫厕所。我曾以中文系学生的身分私下找他交谈过两次,听他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地谈他的身世和创作。我心里驱不散对他的敬重。十八年后,我写了篇颇得好评的散文《“清洁工”巴金》,发在《星火》上,我是真挚的。 □ 原文见1989年5月《东方记事》 (编者小启:提供/输入上文的读者,请与本刊联系。) ~~~~~~~~~~~~~~~~~~~~~~~~~~~~~~~~~~~~ 【研究报告】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九)              ·宋永毅·孙大进·         第三章 怀疑一切:从怀疑反革命到怀疑最革命   “怀疑一切”作为文化大革命中风行一时的口号,大约发端于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在首都造够反的北京红卫兵开始向全国各地输出“革命”与“造反”,到处炮轰当地的省市委领导,“怀疑一切”便成了他们的纲领性信条。本来,“怀疑一切”源于马克思与他二女儿劳拉的一次谈话。当马克思的女儿问他:“你所最喜欢的座右铭是什么?”时,马克思毫不迟疑地回答:“怀疑一切”〖1〗。马克思的这一回答恐怕更多地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内讲的,但同时也多少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偏激的底色。这一语录被中国红卫兵们不分场合地应用与扩展到近百年后的政治斗争领域,并成为他们造反有理的哲学支撑。在他们造反斗争的各个阶段,“怀疑一切”都被作为高高祭起的理论法宝。有关“怀疑一切万岁”的标语,口号,文章不胜枚举。北京红卫兵在八、九月份用它来炮轰各地党、政、军领导,在十到十二月又用它来怀疑刘少奇、邓小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北航红旗战斗队在他们那篇著名的《论“怀疑一切”》的所言:“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怀疑一切’,作为口号被提了出来。这个口号一经同广大工农兵,尤其是革命的青少年相接触,就紧密地和伟大的革命实践联合起来,一经被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闯将所掌握,就变成了摧毁旧世界的物质力量。”〖2〗   本来,用“怀疑一切”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指导思想,必然导致摧毁一切权威与政府机构的无政府主义结果,这无论在强调“权威”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建立在宪政民主制度的西方政治学看来,都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常识性的错误。然而,从一九六六年八月至十二月,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如中央文革小组)正希望通过红卫兵运动达到“天下大乱”,从而全面清理他们政治对手的目的。因而他们非但不制止这一狂热幼稚的口号,还加以倡导与推广。而另外一些中共首要人物,为了祸水他引的政治斗争目的,也同样为这股“怀疑一切”的风潮推波助澜。例如,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被称之为“刘邓司令部第三号人物”的陶铸,就十分赞赏这一口号。他曾在多次接见红卫兵代表时说:“现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但是毛主席不能怀疑……,此外,一切都可以怀疑。原来好的,怀疑一下就行了,如果不好的,怀疑下去,就把他打倒”〖3〗。他甚至主张:“每个司令部不知是什么司令部,现在就是要炮轰一下领导机关,试一试嘛,为什么不可以?我是主张普遍轰一下的……”〖4〗被历来认为是军内保守派代表的叶剑英,也非常赞同“怀疑一切”,他指出:“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儿子揪老子,揪爷爷。多数揪少数,象×××,就要多数帮助。要允许人家怀疑,大胆怀疑,怀疑一切。”〖5〗——应当说,中共高层领导的“左”、右两派势力在倡导这一口号上是大体一致的,不管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私利目的,狂热的群众运动都在他们的引导下去摧毁各级政府组织,造成全国上下的无政府主义局面。大体上,北京红卫兵或学生一到外省市,《“怀疑一切”万岁》是他们必然散发与张贴的传单、标语,然后各省市的中共领导理所当然地成了他们造反与炮轰的对象。下面辑录的“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串联先锋队”撰写的《革命的“怀疑一切”万岁》不过是千百张这样的传单中较典型的一篇而已。   从政治上来说,鼓励千百万对上层政治斗争毫无所知的青少年学生去“炮轰”,去“打倒”远离他们的最高党、政、军首脑,实际上是倡导某种全民性的政治狂妄症,这一点在某些文革研究者的笔下已经被涉猎了。〖6〗这里要补充的是,鼓励别人去“怀疑一切”的人,其基本的潜藏逻辑是:“我是最革命的,所以我不怕(也不容)怀疑。”然而,历史的逻辑和他们开了不大不小的玩笑:一旦这种怀疑的狂潮成为全民性的思维定势,他们怎么可能不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呢?而一旦他们遭到炮轰与怀疑,他们又必然会利用权力对被他们称为“革命小将”的人横加迫害。而狂热幼稚的年青人正是在痛苦的迫害中才逐渐觉醒起来,从而进一步怀疑到整个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体制……从这一点上来讲,大概正是这一思潮所起的“解放思想”的作用吧。   文革中被作为“怀疑一切”思潮的典型后来加以挞伐的,是被称作“十一月黑风”的北京地区炮打中央文革与林彪的事件。这一炮打,是由原北京大专院校的保守派红卫兵普遍发动的。作为“红八月”中“红色恐怖”的执行者,他们一直是运动的当然宠儿。没想到自十一月开始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开始打“民意牌”和“人权牌”来反对他们及刘少奇邓小平路线对普通群众的迫害。〖7〗由于他们在思想上远没有转过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弯来(在他们心中,跟着工作组“打右派”,“反干扰”,迫害出身不好的学生及其他造反派学生是中共十七年的天经地义),加上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对他们的批判与他们所执行的“资反路线”当然是使用同一方法手段,他们自然不服与不满。他们中不少人的高干子女背景和流行的“怀疑一切”思潮更使他们有持无恐。于是,他们开始直接炮打中央文革。   1966年11月8日,清华大学出现“刘少奇万岁”的大标语。   11月下旬,以北京矿业学院首都红卫兵总部为首的十几所院校的保守派红卫兵,组成了“批判戚本禹联络站”,计划从戚本禹下手,对中央文革各个击破。   11月25日,北航“八一纵队”赖锐锐,李明清等人贴出《一问中央文革小组》,《二问中央文革小组》,《三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字报,抨击中央文革支持少数派批判“资反路线”的同时却没有注意团结其他学生,大字报认为:“最近又有一批人采用新的形式,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另一批人打成‘反革命’、‘右派’、‘保皇派’、‘修正主义分子’……并且全国通缉,四处捉拿,封街道,开斗争会,与前一阶段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字报谴责中央文革小组“挑动群众斗群众”。〖8〗   12月4日,清华大学“清华红卫兵”和红雷小组贴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路线错误必须批判”的大字报。   12月9日,清华大学“清华红卫兵”颜晓东贴出了《给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指责“批判资反路线”后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12月10日,北京大学“虎山行”贴出《毛主席的大民主万岁》的大字报,又一次指责中央文革及首都三司红卫兵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9〗   在这一后来被称为“十一月黑风”的风潮里,最活跃的是北京林学院学生李洪山。作为保守派红卫兵的头头,他在自身受批判的经历中体会到了共产党“阶级斗争”的滋味,并有所觉醒。但对自己执行整其他学生的“血统论”毫无认识,又十分不满。他先后写下了《剖析戚本禹同志的讲话——评戚本禹同志11月12日的讲话》(11月27日)、《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12月2日)、《一篇很好的反面教材——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毒草——评陈伯达“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12月8日)、《江青同志的讲话把运动引向何方?——评江青同志11月28日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12月12日)。在数次辩论会上,他一方面指责中央文革违反《十六条》,分裂群众组织;另一方面又积极为谭力夫和“血统论”辩护。从上述“十一月黑风”的流向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异端思潮的价值取向是明显向后的——即倾向于维护十七年政治秩序的。他们主张为“血统论”与谭力夫翻案,主要是维护十七年的所谓“阶级路线”;他们反对“批判资反路线”,主要是维护十七年以“反右斗争”为原型的政治运动形式。因而,他们中不时有人喊出大逆不道的“刘少奇万岁”的口号并不足怪。因为刘少奇正是他们要保卫的这一政治秩序的代表人物。这无疑使他们的炮打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然而,他们的“炮打”仍然标志着中国青年一代的初步觉醒,他们从“整人”到“被整”的经历更说明了中共阶级斗争理论本身的荒谬与残酷。他们利用文革派制订的《十六条》之矛去攻文革派之盾,更揭穿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文革派虚假的“民意牌”与“人权牌”。   同样在“十一月黑风”中出现的伊林·涤西的大字报《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却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并有其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这一大字报作为十一月黑风中“怀疑一切”的代表作,主要是因为:⒈文革初期谁都可以怀疑,但毛泽东与林彪被排除在外,按倡导“怀疑一切”的陶铸所言:“除了主席,林彪同志以外,其他都可以炮轰”〖10〗。⒉当时林彪是作为“文革派”代表,似乎是支持造反派的,而伊林·涤西反对他,似乎便成了保守派红卫兵的一员。其实,这一大字报表现的,完全是一种激进的造反倾向。伊林·涤西是北京农业大学附中高三学生刘振忠、张立才的化名。他们于1966年11月15日清晨7时左右在清华园贴出这张大字报。当天下午被持不同意见的学生撕毁,将其骂为“毒草”,“反革命大字报”等。于是他们又将此信印成传单散发在北京大街小巷。在传单末尾,伊林·涤西还加上了挑战性的“附注”:“既然这张大字报已经被你们说成是‘毒草’、‘反革命’的大字报,你们就应该发动广大群众批判之,批倒批臭之,既要让群众都看到原文,又要看到批判文章,然而,你们为什么竟然据其防止流毒更广,而把大字报撕毁了呢?你们到底相信不相信群众呢?显而易见,你们这种包办代替的方法是愚蠢的,是软弱的表现。”〖11〗   这张大字报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了引人深思的新思想。首先,它用马克思主义驳斥了林彪制造的个人迷信。《公开信》对林彪的“天才论”,“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吹捧公开表示了异议。并公开诘难林彪,要求他把自己放在同一平等的政治标准下来接受群众的监督,批评:“有错误就得批判,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就要指出,难道你是不可有批评意见的吗?(有些首长讲话似乎对您提出批评意见是不可以的。)我看您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12〗。在个人崇拜甚嚣尘上的时代,政治上批评与被批评的平等是根本不存在的,任何对文革派的不恭、不敬之词都会被看成大逆不道,更何况矛头直指林彪。但从另一面看来,这又真是他们的难能可贵之处。其次,《公开信》公开提出了“公社”这一新的政体形式,并且强调“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一思想或许也发源于运动初期毛泽东关于“巴黎公社”的许诺,但比毛的思想要更完整更激进。因为它已要求对“陈旧的”国家机器进行“强大的摧毁”和“强大的炮轰”〖13〗。从而成为1967年后激进的造反派“新思潮”所崇扬的“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论”的第一声。最后,《公开信》批评了林彪对“步行串联”的讲话中没有提倡毛泽东青年时代式的“社会调查”。这表达了这一代青年人企图对中国社会及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作出自己独立思考与评判的最初倾向。青年毛泽东已大不同于晚年毛泽东。青年毛泽东曾是反对正统思想的激进分子,而他的最初异端思想也正是在“社会调查”中逐步形成的。《公开信》对这一形式的“渴望”(《公开信》之言)无疑是某种摆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朦胧向望。事实上,一大批青年红卫兵也正是在这种社会调查中看到了中国社会的悲惨现状并开始觉醒的。   与“十一月黑风”中某些大专院校红卫兵对中央文革的炮打相比,伊林·涤西的信多理性的思考而少感情的发泄;着眼于新理论的创立而不是冤冤相报式的“阶级斗争”;向往于对中国社会的独立思考而不是单纯地回归到以刘邓为代表的十七年旧政治秩序。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两个年仅十七、八岁的中学生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以今天的理论水准来批判林彪及其思想体系,但无论其胆其识,都无疑是“惊雷”之声。   “怀疑一切”思潮正式地被中共在文革中批判是在姚文元发表于1967年6月7日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中。姚文指责陶铸倡导“怀疑一切”是为了“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怀疑一切’,就不怀疑他自己;‘打倒一切’,就不打倒他自己”〖14〗。从陶铸在毛、刘两派的政治斗争中有意鼓吹“怀疑一切”而言,姚文的分析是不无道理的。但无论是姚文元还是陶铸都没有想到,这一思潮在中国青年学生中流行而产生的讽刺性的后果:年青人最后不仅都怀疑到了他们两派之上,而且对他们所代表的那种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怀疑。 注 解 〖1〗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04—305页。 〖2〗 《论“怀疑一切”》,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 〖3〗 陶铸1966年8月23日在中国医大的讲话,转引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反动思潮资料汇编》,上海:上海市委写作班编(1970)。 〖4〗 陶铸1966年12月2日在接见武汉红卫兵代表团时的讲话,转引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种反动思潮资料汇编》(同上)。 〖5〗 叶剑英1966年11月13日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在京军事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转引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反动思潮资料汇编》(同上)。 〖6〗 林焱《“新时代的狂人”陈里宁》,香港:《二十一世纪》,1996年6月。 〖7〗 习广《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纽约:《知识分子》,1986年春季号。 〖8〗 江沛《红卫兵狂飙》,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172页。 〖9〗 《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2·9—1967·10)》,北京: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1967年,第76—79页。 〖10〗余习广主编《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2页。 〖11〗 《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 〖12〗 同注〖11〗。 〖13〗 同注〖11〗。 〖14〗 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载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          ∞ ∞ ∞ ∞ ∞ ∞ ∞ ∞ ∞ ∞              革命的“怀疑一切”万岁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造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是伟大的革命导师和一切革命者的本色。要革命,就得造反。对待革命造反的态度是区分革命,不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你是革命派么,那你就必然积极支持革命的造反。你是反革命派么,你就必然对革命的造反怕得要死,你就必然污蔑、阻挠、反对革命的造反。   革命的造反好得很!只有革命的造反,才能完成一斗、二批、三改,才能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毒根,使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   要造反,就得怀疑。马克思曾说过,他最喜欢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怀疑一切”是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精华。   “怀疑一切”是久经考验的革命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它,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面貌,指出共产主义道路的方向。列宁运用它冲破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运用它,把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引向光明引向胜利。   怀疑一切,就是用毛泽东主义检验一切。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牛鬼蛇神企图变天,修正主义到处泛滥,我们不怀疑一切,不用毛泽东主义去检验一切,不造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对派的反,那怎么行呢?   “怀疑一切”是建筑在相信群众、相信党、坚信毛泽东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办好一切事情。我们无限信赖、无限崇拜的只有党中央、毛主席和毛泽东主义。对于其他人,其他东西,我们都要疑它一疑,检它一检,符合毛泽东主义的,就坚决拥护,坚决照办,违反毛泽东主义的,就坚持反对,坚决斗争。   敢不敢“怀疑一切”,敢不敢“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敢不敢造旧世界的反,标志着一个人对你死我活、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有无认识,是否把毛主席的话当作最高指示,作为观察分析一切事物的思想上、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是否用毛泽东主义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改造一切,统帅一切。   有些人问:“你们什么都不相信,都要打倒么?”这种担心其实是多余的,“怀疑一切”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是无产阶级才能垄断的战斗口号。当无产阶级掌握了“怀疑一切”、“造反有理”这一光辉的思想后,被怀疑、被打倒的只是资产阶级的一切,而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一切。奉劝那些小心翼翼的同志们,不要再做旧世界的顺民了,起来,造旧世界的反吧!   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则隆起脖子嚷道:“你们反对党!”先生们,别再卖“老子就是党”的狗皮膏了。你们这撮阳奉阴违,两面三刀,阴一套,阳一套,表面是人,暗中是鬼的野心家、阴谋家们,你们的保皇党,修正主义的党,为什么不能怀疑呢?!老实告诉你们,我们就是要把你们置于死地而后快。一切牛鬼蛇神,不管它职位多高,“声望”多大,不管它隐藏在市委也好、地委也好、省委也好、中央也好,只要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掌握了毛泽东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它们就混不下去了,它们的丑恶嘴脸就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它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黄梁美梦就要彻底完蛋了。   一切牛鬼蛇神都对“怀疑一切”的口号怕得要死,但是“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经过阶级斗争大熔炉的烧煅,“怀疑一切”的口号正日近渐射其真理的光辉。   一切保皇党徒们滚它妈的蛋去吧!“怀疑一切”一旦被人民群众掌握,它必将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中,在摧毁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伟大斗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无产者,刮起“怀疑一切”之风吧!   无产者,刮起“造反有理”之风吧!   举起你的双手,挥舞毛泽东主义的千钧棒,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建设一个通红通红的新世界!   “怀疑一切”的革命精神万岁!   统帅一切的毛泽东主义万岁!万岁!万万岁!               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战斗队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 □ 原载《清华大学大字报选编》1966年10月7日          ∞ ∞ ∞ ∞ ∞ ∞ ∞ ∞ ∞ ∞           踢开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革命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同时又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在这里十六条没有说是哪一级的文革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十六条同时又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   而中央文革小组的产生是不符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的精神的,况且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坐在上边不广泛深入下层,不作全面的调查研究,到处游说,发议论,作指示。他们的讲话不管对与否,到处传抄翻印,拿到手里视为珍宝,去指导运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主要带指导性质的,总得提出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予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方法所能济事。因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穿它……”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鲛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   所以象今天这样的中央文革小组不踢开哪儿行呢?不解散哪儿行呢?目前它是毛主席脚下的一个绊脚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我们必须把它搬开,自己起来闹革命,紧紧跟着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彪副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勇猛前进。   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北京林学院                    《一·二九》战斗队                    《永向党》战斗队                    红卫战斗兵团                    《永向东》战斗队                    《革命到底》战斗队                    红卫兵                    《永向党》战斗队                    《好的很》战斗队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 □ 原载北京大学《文化革命通讯》第四期 一九六七年一月          ∞ ∞ ∞ ∞ ∞ ∞ ∞ ∞ ∞ ∞              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敬爱的林彪同志:   近日看到你九月十八日在军事院校的讲话记录,直爽地说,有几个关键地方的提法是非常错误的。   您说:“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重点是我加的)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础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问题。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规律问题。”“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全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   敬爱的林彪同志,“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不正确的。   最近翻阅斯大林论《论反对派》的一些论文,见到论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功绩的一段:“同志们,必须承认正是列宁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胜利的真理,不能抹杀理应属于列宁的功绩。不要惧怕真理,要有勇气说出真理,要有勇气公开地说,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列宁是用新的方式提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问题并肯定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的第一个人。   我这些话绝不是想说明作为思想家的列宁比马克思、恩格斯高出一等。(重点是我加的)我这些话只是想说明两个事情。   第一,无论恩格斯或马克思是多么有天才的思想家,绝不能要求他们在垄断前资本主义时期,预见到五十年以后,即在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中一切可能性。   第二,列宁作为恩格斯或马克思的天才学生,能够看得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条件下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些新的可能性,因而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真理,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斯大林的态度是对的,林彪同志的态度是错误的。“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的提法是错误的,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中是有害的,它会给各国修正主义造成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口实,毛主席也绝不会答应!   正如您说的:“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住对毛主席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斯大林正是在怎样对待列宁和列宁主义的问题上和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分开的。如今在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已经开始并将继续进行大分化。在大分化中,那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估计不足的倾向固然是非常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主要应批评的),但那种估计超出历史发展的倾向同样站不住脚,也容易一头栽入反毛泽东思想的邪路。林彪同志,用斯大林同志当时对待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才是唯一正确的,其他态度统统是错误的。   其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经典著作中,我们要99%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您是在军事学院讲的,无论这个99%是指学习时间,精力之比还是指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之比都不适用。   第一:书太多,读不完。他们离我们又太远。显然不能成为99%的理由。   第二:专门的理论是需要的,而中国的现状是特别需要的。毛主席早在二十四年前就深刻地批评道:“但是要照中国革命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程度。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竟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上科学态度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象在中国经济方面,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提高了呢?能不能说我党已经有了象样的理论家呢?实在不能说。”   二十四年前毛主席这个批评,在二十四年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加暴露出来了,在我们不但要解决国内问题,更要解决国际问题的时候特别地表现出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书店的书柜中看不到什么系统的周密的(哪怕是较系统较周密的)关于中国和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著作!过去书架上倒是摆过一些厚本、专著,但文化大革命表明,他们的作者不是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混蛋,就是钻进书堆里出不来的书呆子或空谈家。   在您的作用下,解放军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榜样,全国学习解放军,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空前广泛的运动,就是说一个工农兵广大群众直接掌握理论的伟大时代出现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给目前范围有限度的提高以基础,也是给将来范围以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条件”,已有过之而无不及,提高的问题自然而然的突出出来了!大批真正的理论家,现在和不久将来的革命运动很需要。   第三:既然我们现在很需要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方面有大批的理论人才,那么这些理论家,不管其专长是什么都起码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具备一个较全面的系统的了解,而毛主席的著作只是其中一部分,因而这个99%比例是不正确的,对大专院校不适当。   第四:毛主席著作虽然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一部分,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我们无疑是在毛泽东思想大道上前进,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战斗。我们不是否认这一点,而是肯定这一点,正是这一点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个彻底的了解,清楚毛泽东思想如何前进,因而就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有个相当的认识,从这里您的“99%”也是不适合您所讲话的对象的。一般说,用主要的精神,大部分的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正确的。   其次,有人说《资本论》是理论的基础阵地,其实《资本论》只能解释资本主义的规律问题,我国资本主义已经打倒了,现在是社会主义规律问题。这一点加上上面的,给人以马克思著作似乎已经过时之感,我还没有读过《资本论》,但知道马克思主要著作就是《资本论》,《资本论》中基本理论已经不再是理论的基本,岂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中的基本理论已经过时了,这不是从“左”的方面,同样走到新老修正主义者的沼泽中去吗?您的意思似乎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经过了一个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飞跃,根本的质的飞跃!但这显然是错误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请你解释这些。   顺便向您提出一个批评,在天安门上,您已经发表了对当前文化大革命具有决定性指导意义的六次讲话,可是这次运动最主要最精华的部分——学生运动,却没有看见您来亲自参加,如同周恩来、陶铸、陈伯达一样来参加我们的辩论会,亲自看大字报,接见学生,给我们讲话。我很怀疑你讲话绝对正确。就拿九月十五日讲话来说,这个讲话过早过分地强调了“一小撮资产阶级份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性,其实各省市“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大多数是学生,即使省市中,大多数也不一定“炮打司令部”,指的就是黑司令部,而是放几炮轰轰看,或击中其中个别人,或冲决“司令部”某些强大的保守措施,可您没有讲炮打司令部这方面的意义。您强调“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强调专政的正确方面--不需要改进的方面,却没有敏锐地觉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未突出来的问题,即“改善无产阶级专政,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党和国家组织形式需极大的改变。十七年来,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陈旧,极需创造出一个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国家机器。这些没有强大的摧毁,没有强大炮轰的震撼,没有高温度的熔炼,实现得了吗?恩格斯名言“公社已不是原来意义的国家了”,看来您理解得不是很深的,毛主席多次提到公社,您也未必惊醒,眼睛犹很朦胧,看不到官吏机器正在彻底完蛋,代表“中国”的东方公社的光芒已经露射东方地平线了,因而讲话不但没有注意引导这方面,反而给全国运动一个阻碍,造成一个反复(虽然不大),把大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张平化9·24讲话就是乘机抛出来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毛主席唯一最亲密的战友和学生,对于您的六次讲话,很希望您能象毛主席那样“理论应跑到实践前面去”。但说老实话,失我所望,您的六次讲话跑到实践后面去了。比如吧,第六次讲话虽然指出了“步行串联的好处,可以广泛地去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各个方面,更深的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但这文中没有突出毛主席学生时代就利用寒暑假进行“社会调查”,毛泽东式的“社会调查”。而这一点,您讲话之前,清华大学里的大字报已经渴望了好几天了。   希望您特别深入运动,不然久而久之,也会有“靠边站的危险”,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   敬爱的林彪同志,我们的付统帅,毛主席唯一最亲密的战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许多中央首长这样讲,人民也这样讲)。为什么要给您寄这封信呢?我认为,应坦白地向您公开我的目的,您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希望您具有毛主席那样高的理论,那样高的实践,象毛主席那样正确、完整,因为中国党的领导所领导的不是中国一国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事业,而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在这条道路上,斗争异常尖锐,有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危险存在。这条道路毛主席是走上来了,如果毛主席的接班人不能象毛主席那样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中国党还会面临法西斯党的危险,再说一遍,无情的辩证法将会请您“靠边站”。   为什么要公开呢?就是要促进人民进一步取得您所提出的批评,监督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和各级领导人的“大自由”。   有错误就要批评,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就要指出,难道您是不可提批评意见吗?(有些首长讲话似乎对您提批评是不可以的。)我看您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赤胆忠心之言,见之请您斟酌,歪理之处,给以批评指正。   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北农大附中学生 伊林·涤西              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注:   此公开信十一月十五日清晨七点左右用大字报形式公布于清华大学,当日下午被部分同学撕毁,并被骂成“毒草”“反革命”的大字报,还扬言“要批倒、批臭”等等,既然这张大字报已经被你们说成是“毒草”“反革命”的大字报,你们就应该发动广大群众批判之,批倒批臭之,既要让群众都看到原文,又要看到批判文章,然而,你们为什么竟然据其防止流毒更广,而把大字报撕毁了呢?你们到底相信不相信群众呢?显而易见,你们这种包办代替的方法是愚蠢的,是软弱的表现。   在这里,我们奉告你们,你们要真防止流毒更广,真心批判的话,希望你们亲手再把原大字报贴出来,让大家来批判鉴别!   同志们!既然有人不让此公开信公开,那就将转为另一种方式,印为传单。                   伊林·涤西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读者注意:如果有的同志批评我们,指责我们的“靠边站”对个人过分的话,我们是乐于接受这种批评的。                   伊林·涤西 □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第三章完,待续:第四章 四·三思潮:政治平等论争的变异)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 国) 〈cnd-cm@cnd.org〉 本期校对:       钟 超(美 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月 边(芬 兰)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李健民(澳大利亚)〈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赵 桦(美 国) 〈cnd-cm@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 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 波(美 国) 〈cnd-cm@cnd.org〉 ———————————————————————————————————— 如需获取关于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GB,HZ或GB-UU编码版)以及CND提供的其它免费服务的详细步骤和有关信息,请致信〈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HXWZ/ 《华夏文摘》FTP服务站地址:          ftp.cnd.org[207.151.78.100]:pub/hxwz         canada.cnd.org[142.132.1.13]:pub/cnd/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