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                        ◆      ◆    一九八九民主运动及“六·四”十周年   ◆      ◆         纪念专集(八·上)      ◆      ◆                        ◆      ◆◆◆◆◆◆◆◆◆◆◆◆◆◆◆◆◆◆◆◆◆◆◆◆◆◆             SUPPLEMENT TO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增刊 第一八○期 ——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八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9905d1) ———————————————————————————————————— ⒈【不敢忘却】 六四回忆录                    海 明         她是谁?她活着吗?她在哪儿?           邢 村         八九民运在底特律                 旧 旧 ————————————————————————————————————  《华夏文摘》是由CND义务工作者提供的免费服务。订阅或停订本刊的方法  请参照本期文摘的封底。意见和建议请寄:cnd-cm@cnd.org;  来稿请寄:HXWZ@cnd.org。由于本刊编辑人手有限,来稿请只用  电子邮件寄纯文本文件。请在来稿中注明您的姓名和电子邮址(如愿用笔名或  不署名也请注明)。若是文摘,敬请详细注明原稿的来源和出版时间。  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华夏文摘》或CND的观点。  凡原载于本刊的文章,除非本刊另有安排,不得转载。如欲以公用目的网络服  务站对本刊进行收集存档,或以任何方式对本刊再传播,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并取得授权。未经本刊许可,不得利用本刊或本刊存档从事任何形式的营利性  的或收费的活动(包括广告宣传在内)。 ———————————————————————————————————— 【不敢忘却】                 六四回忆录                 ·海 明·                   一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他的死是89学运的导火索。这本身就是很值得琢磨的。   胡耀邦是在1986年的学生运动之后被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拉下来的。他被老同志们认为过于自由化,对学生运动斗争不力。加上其他我们并不知道的党内斗争,他成了牺牲品。胡耀邦从1975年就追随邓小平整顿文革给中国各个方面造成的混乱。万里在铁道部,周荣鑫在教育部,胡耀邦在科学院大搞整顿改革做实事。1977年后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力主为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干部平反。后来搬倒了华国锋,邓小平又不愿意居前台,就让胡耀邦当了总书记。胡耀邦说话直率,手舞足蹈。不敢说形象优雅却也热情奔放。他堪称是老邓改革的急先锋。   其实在1985年学生运动中,胡耀邦是学生们的矛头指向。那一年学生提出了反日口号,认为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日本的钱过于依赖,对于日本人过于亲密。在学生们的批判中,胡耀邦首当其冲。因为他在那一年亲自邀请了三千日本青年来访中国。85年的学运以北大为主,我不很清楚当时更明确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导火索又是什么?   学生们习惯于上街游行是始于女排第一次拿下世界冠军。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揭示“振兴中华”口号提出的戏剧性。当电视上转播女排打完了最后一场球,胜利地登上冠军的高台,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着实是被大大地振奋了。中国自从对外开放以来,一方面接触了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对于文革的批判,都使国人产生了中国不尽人意,中国落后别人一大截的感觉。中国的民族自尊心急需要被振奋一下。女排初登冠军宝座恰恰创造了这么一个机会。   另外,体育运动的胜利,尤其是集体球类项目,总是要历尽艰辛地去取得。所以是特别能焕发出青年人的激情,中国如此,外国亦如此。   女排胜利之后,北大学生率先游行。他们向清华方向进军,他们希望清华学生与他们一起欢庆女排的胜利。其实,清华的学生也在游行,也在烧扫帚疙瘩,只是没有出校园而已。在向清华行进的过程中,一部份北大学生高喊“进军清华”的口号。一位有头脑之士感到这口号有威胁两校学生关系的可能,遂将“进军清华”演化为“振兴中华”的口号。然后这一口号就上了报纸,就传遍了全国。其实,“振兴中华”的口号也有相当的政治问题:振兴的对象,一定是弱小的,常败的,萎靡不振的,不兴旺的。在政权更替之后喊出这种口号是表明新政权从旧政权手里接过的是一个烂摊子。改革开放不是政权更替。但是当时的领导人之所以认可并鼓励这个口号就是要与毛泽东时代划清界限。依我来看,改革总设计师的头衔不比四个伟大逊色。   总之,从上街庆祝女排胜利之后,游行成为高校和北京青年表达情绪的一种惯例。以北大清华为例,轻则在校内转一圈,再则就到海淀街上,最高级别的当然是到天安门广场了。此线路从五四开创至今。   1986年的学运始于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那年科大进行人民代表的选举,当时作为副校长的方励之和管惟言都表示支持真正的民主选举,校方不操纵选举,让学生表达出自己的愿望来。结果选举成了一场学生运动。学潮很快曼延到上海,北京。上海搞的规模最大。学生占据人民广场,在上海市委大楼前请愿,交大的学生还和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对话。北京的学生这次动得最晚。但北京毕竟是政治的中心,北京学生一动,中央就坐不住了。这次学运以胡耀邦失去总书记的职位而告结束。赵紫阳接任总书记,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被开除出党。但是一场大规模的反自由化运动,被赵紫阳不允许冲击经济领域的禁令而很快化解了。   1988年,赵紫阳力主加快经济改革,提出放开商品价格。北戴河会议上即将通过决议。谁知放开价格的消息不径而走,社会上抢购成风。一时间,银行挤兑,商品告缺。赵的大步改革计划流产,不得不实行陈云提出的“调整,整顿,改革,提高”的政策。这一回合是赵开始走下坡路的重要转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赵当时的许多经济政策在他下了台以后的90年代里都一一实现了。   86年学运导致胡耀邦下台,使他具有了一种象征:他就是学运的同情者,支持者,他是为学运而下的台。现在(1989年4月)胡耀邦死了,而且死得不在其位,人们就非常同情他,为失去一位还算开明能够听进别人的一些话的领导人而伤心。很多人自发地悼念他。有的人到他家,有的人到天安门广场。挽联悼文跟着花圈一起出现。很快,各校又出现大字报。和1976年“四五”一样,甚至比“四五”更明确,悼念只是契机,广泛的民主运动随之而起。天安门广场从17日起,天天聚集着很多人。警察在驱赶人群时使用了暴力。19日晚,学生在新华门前静坐示威,后被强行送上大轿车离开。一女学生在被推搡上车时觉得自己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门前被给以非人待遇而非常气愤地喊出了“打倒共产党”。                   二   追悼会订在4月22日。据说中央对如何评价胡,一位已不在位而曾任党的最高职位总书记的人,也是费尽了脑汁。追悼会前宣布:追悼会当日天安门广场清场戒严,不得有人滞留。学生听闻后于21日连夜进入广场。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在学生们准备集合出发前,清华校园里响起的歌声“妹妹,你大胆往前走啊。往前走,不回呀头。……”   北京高校几万学生在广场过了一夜。第二天的清场戒严自然难以执行。追悼会期间,三名学生代表持请愿书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跪请面见中央领导人。当时传出李鹏要出来接见,结果只有因转播女排和足球比赛而闻名的宋世雄出来了一下。原来答应的胡耀邦灵车绕广场一周也未实施。灵车从大会堂侧门离开直接去了八宝山。学生连影子也没见着。   追悼会这一回合,学生胜了前半部:广场戒严成了泡影;却输了后半部:学生的什么要求也没得到。但是谁赢了呢?我也说不准。作为党和政府领导整体不能面对学生并失信于人,不及时也不积极。我想是根本没有这种意愿,要和学生,从而和更多的人民,接近和沟通。此举激化了矛盾,惹怒了学生。北京高校的学生开始罢课。请注意,学生自发地罢课,在解放以来还是第一次。文革期间的罢课闹革命多少是有中央领导的赞赏和默许的。   追悼会这天,我还照常给学生上课。但来的学生不多,大家的兴奋点都在这场运动上。学生们在课上问我自己对学生运动的看法。我回答说:“自发的学生运动永远是好的,动机是善良的。学生运动结果不好只是在于如何引导如何处理上的不好。没有广大学生都是坏份子的可能性。但是学生运动在中国还没有胜利和成功的先例,希望也很渺茫。我们能否想出不同于当年共产党夺权来改变政治发展方向的方式来取得我们的胜利呢?”这一点很难的。我们一向就受的这种教育,也只接触过这一种模式: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万众一心就能获得胜利。   追悼会后,由21所北京高校的代表发起成立了“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即后来有名的“高自联”。组织虽然有了,但并没有形成完善的联系与管理网络。各校相应的组织也没有搞纠察队来阻止老师和学生去教室。作为教师,罢课的第一天我还去了教室,但没有学生来上课。   各校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开会讨论对待学潮的态度与策略问题。北大研究生会罢免了现任主席,因为他站在官方一面而不代表学生说话。清华也有罢免的呼声,但清华的主席表示支持罢课。学自联在与各方联系对话。清华学生的代表曾被单独邀请与教委和团中央的人对话。后因违背各校联合行动的原则,而被清华学生取消了。   罢课持续到第三天(4月25日),大字报在各个校园内铺天盖地。北大、清华、人大等校的学生组织还有了自己的广播站。虽然不上课了,学生们都没有离开学校。学生和各种各样的人聚在各校的中心地带看大字报,传各种消息,讨论和抨击时事。这样的中心地在北大是三角地,在清华是十食堂旁的十字路口。这里是东区和西区的中心交汇处,又有以住研究生为主的14号楼和15号楼,并有一条直达主校门的路。外面的人来很容易就找到这里并感受到熙攘热烈的情绪。广播站的高音喇叭就装在15号楼的顶上。不少外国记者到各校园里采访。我碰到过一个美国记者,他说他采访过南朝鲜和菲律宾的学生运动,但中国学生运动的规模之大让他印象最深。他问你们这么大规模的运动要争取的是什么?争取民主。有什么具体目标?学生答不上来。其实,最简单不过了:中国学生运动之所以与南朝鲜和菲律宾的学生运动不同,就在于没有要推翻政府的目的。而学生们所理解的民主,最基本的就是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   我最不能容忍外国人和一些中国“学者们”对学生的这种批评:学生们搞民主却对民主的理论一窍不通。                   三   这期间,全国各地都对北京的形势予以关注。各地的大专院校早就动了起来。到此时为止,没有任何中央一级的领导直接与学生们谈过话。对学生请愿提出的七点要求,对学生们提出的政治意见,对学生们尽可能采取和平及可取的方式表达的意见,都没有人予以理睬。后来,4月22、23日长沙和西安出现了抢商店烧汽车的事件。根由在学生吗?北京除了高校罢课外,社会秩序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都没有受到任何威胁。   4月26日《人民日报》在邓小平的授意下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社论中只字不提这场运动逐步发展起来的过程,没有一点对学生政治意见的论述和评说,把学生运动的主流与一些社会不安定因素相提并论,将广大群众积极响应遍及全国的这场运动定义为是一场动乱。把责任一味推给学生,声称要坚决地不惜任何手段地迅速制止动乱。   领导中的实权派是铁了心的:只走对抗一条路,绝无与学生和群众寻求共同点的任何愿望。邓小平召集人讲话,提出三点:1,不怕骂娘;2,不怕国际舆论;3,不怕流血。   邓的讲话迅速由各级领导往下传达。清华由何东昌亲自传达。26日晚已经传达到所有教师。清华要求教师到学生中去劝阻学生再次上街游行。并威胁说上街游行的一切后果必须由自己负责。   在如此高压政策之下,高自联、各校学生自治会都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学生们听到社论后的反应是很强烈的。对被扣上一顶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帽子感到非常的委屈和愤怒。北京的学生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来搞学运的,是怀着一种崇高的爱国热情的,是很少带有个人色彩的,现在被扣上动乱分子的罪名,当然不高兴。学生们要豁出去,要反对社论的说法,要再上街表达这种反对的意见。对学生领袖来说,如果政府真的实行高压,学生与政府发生正面的冲突,真的发生流血,他们实在感到负不起这种责任。有的想劝阻学生,有的干脆辞职不干了。高自联是如何做出决定的?又如何把这一决定传达给各校学生的?我不知道。我在这只讲我亲眼看到的。4月26日晚10时之后,仍然有许多学生在清华十食堂前讨论,也有许多教师在以反右文革的亲身经历告诫学生只有热情没有策略是不行的。希望学生不要太单纯幼稚,把问题想得太简单。   其实学生们更多地是讨论第二天要穿球鞋带湿毛巾。再后,十几个学生跑步在学生宿舍区反复高喊“明天八点,上街游行”,“明天八点,上街游行”。在这批学生也散了之后,我才看到两个北大学生骑车来到清华,了解清华学生的决定。当知道清华学生第二天游行后,才放心离去。   第二天清早,我先骑车到中关村、清华、北大校门几处看看。中关村路口有警察的面包车,北大、清华的校门也加强了警卫。看来,海淀区(实际上整个北京市)都已经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我转一圈回到学校后,清华学生已经开始出发了。同学们打着各系的旗子和一些横幅标语,诸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万岁”,“反贪污,反腐败”等等。在这之前,我还没有真正地参加进学生的活动。但是这次学生是面对高压,是有真的危险。而且贾毅和蔡敖等青年教师已经在学生队伍中了,我就加入游行的行列。   清华的游行队伍没有出通常走的南门,而是出西门先往北大方向走。在校门内外我看到几个清华团委的干部。前一天晚上,他们应该是到学生那去劝阻的,现在他们没有再来劝阻同学不要上街游行,他们只是分散地离游行队伍有相当距离地站在那些不易被人看到的地方静静地观察。我猜他们的使命是要记下有哪些不该去的人也在游行队伍中。因为后来我参加游行,刚走出校门,就有电话打到系里问我的情况。清华这个系统的工作效率从来都是不低的。要不贾春旺怎么能从清华的团委书记跃到国家安全部呢。   当清华队伍走到北大东门时,北大的东门完全紧闭。一位北大学生从墙上探出头来告诉我们:北大游行队伍已经出了南门。清华的队伍随即挥师南进,准备与北大的队伍在行进的路上汇合。在中关村路口,游行队伍遇到了第一次阻拦。具体交涉的情况我不清楚,只知道在拖延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得以继续前进也没有发生流血的冲突。   游行队伍走到人大校门时,才知道人大的学生集合了很长时间,久不见清华北大的队伍来,已经解散了。现在他们又重新集合队伍。   街上的行人先是对游行的学生很冷漠,有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很快就有人驻足观望,然后就有人表示同情。一母亲带着孩子要把他的饼干送给学生吃。一中年知识分子大声向同学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对这次民主运动表示支持。”在大华衬衫厂,先是有人开窗向外观望,后来想是有领导责令,窗户关上了,人也从窗后消失了。   在人大和友谊宾馆的路口,队伍又遇到了阻截。这次不仅学生自己,周围的群众也帮忙向阻截的武警战士做工作让他们放行。所以这一关卡很快就突破了。汇聚了北大、清华和人大的游行队伍又转往北师大。这四所大约就是北京最大也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大学了。钢院、北航、政法大学、中科院研究生院都已在游行队伍中。几天前各校罢课期间,《人民日报》有篇报导说即使在各校都罢课的情况下,北京中医学院的学生仍然坚持上课。今天北中医的同学就打着校旗和“我们来了”的横幅也出来游行了。据报导,北京四十几所院校的十几万学生参加了4月27日的游行。   在游行队伍通往市中心的每一个主要路口都有武警战士。由于前面的阻截都失败了,也许他们接到了不能与学生发生暴力冲突的指示,在游行队伍上了二环路后再没有受到他们的阻截。武警们都撤到路旁眼看着学生走过。有的学生在路过他们时唱起了《便衣警察》的插曲:“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学生们当然是想唤起他们能有《便衣警察》中英雄人物的思想境界:不为当势的权力阶层服务,而以人民群众为最高原则。警察们的表情是麻木的。他们也不和学生一起唱,他们既没有愤怒敌视,也没有同情和支持。他们似乎是一群没有个人意志,没有个人感情表露的人,只是机械地执行不管好坏的只要是上级的指示。他们的人数和他们的冷漠很快就被北京大街上越来越多的人和越来越热烈的气氛淹没了。   我们越往市中心走,情绪越高涨。这种高涨是游行队伍与周围群众的共鸣。沿途工厂,机关,住户的窗户都打开了,好象再也没有那的领导能阻止开窗观望了。一些中小学生,甚至一些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站在路边好奇地看着这支浩浩荡荡无比壮观的游行队伍。   走到二环路上,路边都是人,立交桥上更是人挤人。有的人向游行学生挥手,有的人眼眶湿了,有的人和游行队伍一起唱国际歌。游行学生口号喊得更响了,歌也唱得更频了。旗子和横幅标语也举得更高了。横幅中有“妈妈我们没有错”,“我以我血荐轩辕”,“中央电台,颠倒黑白”,“人民日报,胡说八道”。在复兴门立交桥,桥上桥下挤满了人。围观的群众人数已经超过了学生人数。   在民族宫前,有一姑娘手提竹篮,走到我们跟前才打开盖在竹篮上的布。竹篮里是两瓶可乐大塑料瓶的水。在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后,水是多么及时宝贵。而且这姑娘是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这一幕又多像战争年代支前的景色。   要知道,就在前一天晚上北京市召开万人大会。陈希同和李锡铭动员北京反动乱,各个单位也都开了相应的传达会。但是今天学生还是出来游行了,并且得到了北京各界群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在旁观的人中有人这样讲:“只有学生才敢在政治高压之下上街游行。我们很同情学生,也对现在的许多腐败的现象不满,但我们不敢游行。我们的很多东西都在领导的手心里攥着呢。”其实,他们只要站在路边看就给了学生支持。   4月27日的学生大游行比起陈希同的万人大会的动员效果要大得多,好得多。它向世人宣布,学生坚决反对以《人民日报》社论为代表的对学生运动所下的结论。在得到群众广泛支持下,它又表明,群众与政治官僚有着极其深刻的矛盾。   当学生游行队伍从东西(东边有北工大,二外,化工学院,政治经济学院,美术学院,广播学院,等等)两个方向到达天安门广场时,广场已经被部队占领了。广场上停满了满载战士的军车。好象学生与部队达成口头协议,军队不来阻止学生游行,学生则不进广场,不搞大型集会,只从广场前穿过。   游行队伍穿过广场,走过王府井,一直向东到建国门才往北拐,沿着东二环路往回走。路过的立交桥上不断有人向游行队伍撒面包,路边送水送啤酒的络绎不绝。走到朝阳门时,天已经开始黑了,但沿途依然有很多人,直到很晚都不散去,要看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有气势,顶着压力的大游行。   我走到德胜门就累得快走不动了。虽然我还有过拉练的经历,已许多年没有这么走过,还真是不行了。有个学生要搀着我走,搞得我很是惭愧:老师好象应该帮助学生的,不想却需要学生的帮助。我就咬了咬牙挺了下来。队伍走到西直门时,陆续有各校的汽车来接本校的学生回去。清华的车却没来。直到我们快走到五道口,离学校不到一公里的时候,清华的车才来接。学生们很有情绪,坚持说不坐。弄得司机很尴尬。我和蔡敖知道并不是司机的问题,就对司机表示感谢,还建议实在走不动的同学可以上车。   我们从清华的南门回到学校。进南门后有几百米都是教师宿舍楼。与外面热烈的气氛极为不同的是教师宿舍区的寂静。我的感觉是清华的教师们注意与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与学生认同。也许时间太晚也是一个原因,我们回到学校时已经过了半夜12点。只有到了学生区才有热闹的欢迎气氛,学生食堂专门准备了夜宵给游行回来的学生。这次游行历时17个小时,步行百余里路,虽然沿途有送吃送水的,但从没停下来吃一顿整饭。所以这顿夜宵还是很及时的。                   四   4.27的游行是一次胜利的大游行,唤起了民众,展现了力量。它的胜利成果之一就是对话。   这次游行胜利的结果就是中央很快就安排在4月29日与学生代表对话。政府方面的人是:国务院发言人袁木,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北京市委副秘书长袁立本,以及团中央和全国学联的负责人。学生则由各校代表组成,好象学运的领袖人物差不多都在其中。   这次对话不管有多少不能让人满意的地方,都是一次巨大的进步。我当时看完电视转播的对话后就写了一篇东西,后来形势发展太快,没来得及发表。现在摘录如下,从中可看出我当时的心境:     国务院领导同志与大学生的对话进行了,并通过电视向全国播发了。   这迈出了中国政治民主进程中的一大步,真正把多少次会议与舆论宣传所   呼吁的政治透明度提高了许多。这是这次学生运动的胜利!也是国家的胜   利!也是政府的胜利!殊不知这次对话需要我们共和国的领导人在当前的   客观外部环境与自我心理条件下克服了多大的困难。但这确确实实是一次   胜利,是一次巨大的进步。也许我们有些同志,包括领导同志还不能这么   认为,至少现在还不这么看。但从长远、从历史来看,这一点应该是无疑   的。     社会的发展进程和自然界大尺度的运动是一样的:都是不可逆的。就   象当年真理标准的讨论一样:一个阈值突破后,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   回复,但都不可能回复到原来的状态。所以这次的胜利,尽管也还会有说   难听的是“反攻倒算”说好听的是“吸取教训”,但这前进的一步也已跨   过了一个阈值,是怎么退也退不回来的!这是国家幸事!民族幸事!     不能不说的是,这个进步就是靠同学们的满腔爱国热忱和民族正义感   所取得的。试问:如果没有4.27游行,能有对话吗?或者如果4.2   2之后就有对话而没有社论,还会有4.27吗?     所以作为一名教师,我既感到骄傲又感到惭愧。我骄傲的是(清华正   直的校友们都会为此骄傲的)同学们在这次运动中所具有的爱国热情和正   义感,为了自己所认为的真理而义无反顾。在运动中又表现出相当的思想   水平和斗争策略(当然还要不断进步),真正体现出了国家未来主人翁的   姿态。也打破了我和我的一些同龄人所有的一种担心:处于这样一个初级   商品经济的环境之中,社会上许多人带有强烈的唯功利主义的味道,再加   上青年们关心国家关心政治的热情又几经磨难,这一代青年人怕是不会再   有为国为民而不顾一己之狭隘私利的热情了。记得去年底纪念“12.9   ”运动时,同学们曾讨论过清华的传统与国家的未来。同学们在这次运动   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就是清华传统中相当重要的一部份吗?在那些步行百里   、不畏艰辛、不惧威胁,在游行中充满激情高呼口号的一些羸弱的女同学   身上,又让我看到了当年清华组织敢死队时第一个站出来的龚彭的身影。     这也就是我之所以感到惭愧的一面:在这样的推动社会进步的进程中   ,我们这些已有把年纪也有些经验的却不能成为推动的主力,也没有站在   最前沿。我只好在这里以这么一篇东西来为同学们站脚助威。                   完稿于1989年4月29日夜   从电视转播可以看出,这次对话来得太快,学生们还来不及做充份的准备,也没有统一好策略。部份同学中途退场以示抗议,剩下的同学依然诚恳地提出了很多问题:领导层中的腐败,教育的失败,青年学生参与运动的热情是不是出于爱国、希望中国发展得更好。其中政法大学的项小吉对游行的起因及其合法性所提出的问题最为有力。   注意在这次对话一开始,袁木就有一个开场白:“李鹏总理特别让我告诉大家并转告北京高校的广大同学,《人民日报》社论当中讲到的关于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是针对极少数人的违法行为说的,不是针对广大同学说的。”其实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起来的时候,所有的政治势力都想对它施加影响,党和政府内的政治力量也不例外。只是哪一种影响更能在学生中引起共鸣,则与广大学生的心态紧密相关。所以说广大学生是爱国的而这场学生运动依然是动乱就仅仅是一种伎俩绝无任何诚意。这一点在后来的发展中也暴露无遗。   4.27游行到4.29对话,是学生运动的胜利,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又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本来我们应该稳定已取得的胜利,在此基础上扩大战果。其实这个胜利的影响还在逐渐地扩展和深化,它的全部影响还没有完全展现开来。但是学生们从这次胜利中渐渐膨胀起来,要求更急更高了。5.4又一次大游行。赵紫阳在亚行讲话,承认学生是爱国的。5.10日新闻界游行,学生支持新闻界。胡启立,芮杏文对新闻界有一个讲话,表示新闻改革势在必行。由此直到6.4,新闻尤其报纸确实有了相当的客观性。这就是中国社会民主政治的实质性进步。只可惜中国的政治发展往往并不依据人们的善良愿望和社会的广泛呼吁,而更多地是被党内权力斗争所左右的。                   五   5月13日我离校回家(母亲家),晚上接到电话:学生开始绝食我们怎么办?是也进行绝食还是以别的方式表示支持。我们商定写大字报表示支持学生绝食。事态发展太快,行动刻不容缓,很多问题来不及放开及深入地思考。实际上我们连大字报也没来得及写。第二天我赶回学校,我们决定游行去天安门广场,一方面表示声援,一方面看看态势。5月14日出发,我们先骑车到西单,放下车后步行。沿途都是各校的游行队伍。我们到广场时,广场上到处红旗飘扬,绝食的学生集中在纪念碑周围,其他学生席地而坐遍布广场。   但是比起后来全市大游行,这时广场还不算太挤。我们还可以走到绝食同学的旁边去看望和慰问他们。绝食的同学或坐或卧在露天的空地上,不少同学头上戴着白布条,上面写着绝食的目的和决心。有几个学生让来慰问的人在他们的帽子和衣服上题字留名。   五月的北京,白天有太阳的时候会晒得很,但到晚上又会很冷。所以绝食的学生需要棉大衣和雨伞。这时因为绝食刚开始一天,绝食学生也还没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各种条件准备得都不很充份。不过,各校和医学院校的医务人员带着急救物品已经守在绝食学生的旁边。一个功率还不大的广播站也在广场上建起来了。不断有各界人士通过这个广播站向绝食的学生讲话。在严家其和郑义之后,我也代表在场的清华教师讲了几句话:“从你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新一代年轻人为国家为民族的大无畏献身精神。因为有了你们,我觉得我们国家更有希望。也正因为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请你们要多多保重。”   有一幕很感人:我的朋友慈恩和他不在清华工作的女友在慰问绝食学生的现场不期而遇。他的女友被绝食学生的精神大大地感动了,见到他以后还没有说话,泪水哗地就流下来了。这是善良和纯朴人的真挚的眼泪。她看见慈恩时一定觉得在他面前最能与他分享和分担她最真实的情感。   前一天晚上,李铁映、陈希同和李锡铭到广场上劝学生回去。但他们却不能明确答复,也没有被授权来答复学生提出的三个条件:   1,承认这次学生运动是民主爱国运动,学生是爱国的;由此,   2,不搞秋后算账;   3,迅速实现学生与政府的对话并现场实况转播。 后两条多少是技术性的,第一条是原则性的。   14日当晚,12位著名学者:戴晴、严家其、李泽厚、刘再复、包遵信、李洪林、苏小康、于浩成等来广场劝学生一定要掌握好策略,并说要向党和政府的最高层传话。戴晴依着在叶剑英家待过多年,认识不少高层的老干部,以为她能直接与上沟通。几位学者让大家等着,他们去找高层领导。   在绝食刚开始的几天里,在大家心里有一种感觉或企盼:绝食是一种极端手段,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更造出了紧迫的形势,高层领导肯定不会置之不理的。当学者们说去请领导来,在广场上聚集的学生很快就开辟出一条可以让红旗轿车开进来的通道,就等着赵紫阳或李鹏(没人相信邓小平会来)到广场来对学生讲几句暖心话,哪怕是官样文章,然后大家就撤了。谁知等了一夜,任何回音也没有。李铁映和阎明复与学生对话代表团的对话也因学生的要求不能满足而没有进行下去。   也许领导们实在是太忙了,因为第二天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所有的高层领导都忙着与他会谈,没有人来顾及学生们的情况。只是李铁映、阎明复来过广场再次劝学生回去。但学生们追问这次运动是不是爱国的,他们只能表示他们个人都认为学生是爱国的。当被追问承认是爱国的是政治局的意见还是个人的意见,他们只能承认是个人意见。并让学生不要逼得太急了,逼得太急各方面都不好办。阎明复已经流泪了,他是真的不希望学生们受到伤害。但是自己夹在中间很是难受。既劝不动学生又阻止不了决策者动刀子。这一点他自己很清楚,却不能向学生们明说。   学生们在广场是对戈尔巴乔夫的访问产生了影响。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改在机场举行,而不是通常在的人民大会堂东门外。戈尔巴乔夫的车队也从来没有在长安街上通过。学生们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就是坐等。什么也没发生。唯一发生的是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透露的信息:“重大决策还是邓小平说了算。”结合阎明复的态度,不难推测出中央上层的分岐与权力的倾斜。   5月16日戈尔巴乔夫回国,应该说领导们有时间和精力来和学生对话了。但是中央上层没有一点动静,这里当然是指对外界或新闻界。根据后来所知,邓小平早就动作到外地调兵遣将去了。但是作为政府整体则对于学生的要求没有一点回音。   到这时,学生已经绝食许多天了,戈尔巴乔夫也离开了中国。但是政府方面依然没有一点对学生请愿的回音。那几天我们也住在广场,每天早上新闻广播的时候,我们都盼着能听到中央对学生绝食的表示或对学生要求的答覆。但一连几天都没有什么动静,很令我们失望。   不仅我们失望,全北京各方面也都很着急。清华校长张孝文会同北京几个高校的校长率先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中央尽快拿出办法来解决当前的危机,不然绝食的学生们就会伤及身体甚至死亡。这之后,全国总工会,妇联,团中央,各方面都动起来了。差不多各单位都组织到广场游行声援绝食请愿的学生。北京各个通往广场的街道都是游行的队伍,全世界最大的广场也被挤得水泄不通。这次游行也创了历史纪录:自发的、规模最大的,参加的人最广泛、最多。   这么大规模的游行给广场上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几十万的人都要通过广场,都想见见绝食的学生,而且这么多人都没有统一的协调和指挥,广场上的拥挤到达饱和状态。偏偏这时候,所有的交通、民警、武警不仅不帮助维持秩序而且从他们应在的岗位上撤掉了。交通岗亭,人民大会堂前都再看不见值勤警察的身影。我理解这是政府的阴谋:他们就等着乱,越乱才越有大打出手的借口。但是高自联做得很出色,迅速组织学生接管维持交通的任务。广场上高自联的高音喇叭一会就会发一通知:说哪需要人去维持秩序,请部份同学到纪念碑某侧集合,会有人带队去。我们,和千万个学生一样,都参加了疏导人流,维持急救车通道的工作。   其实,从政府里有人对学生搞阴谋就该知道他们没有任何诚意要和学生沟通要寻求共同点。用极端手段对付这场运动只是时间问题,他们需要时间进行军事上的部署和调动。学生们则陶醉在如此广泛和浩大的群众支持中,以为政府会承认失误和做出让步。   5月17日凌晨,赵紫阳有一个书面讲话,完全撇开政治问题,只是劝学生保重身体,停止绝食,返校复课。听着比他5月4日的讲话基调还倒退了,所以没有引起任何轰动效应。学生们的政治要求一点没有得到响应,也就不停止绝食不撤出广场。                   六   几天下来,绝食的学生开始有休克的。5月16日艺术院校的几个学生开始绝食绝水。在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立起一幅巨画,画中是一个跪在地上的赤裸少女,她的眼中有着哀求、怨恨、悲愤的复杂心情。她当然就是请愿学生的写照:面对强权和暴虐,学生们所能做的只剩下请求,请求得不到回响就是悲愤。在画像前一块明显的空地上,几个绝食绝水的学生一字排开地躺着,身上盖着白布。不远有医生和护士守护,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检视,一有危险就赶紧送医院。实际上有几个是几进几出了:被送进医院,打了点滴,抢救过来还坚持再回到绝食的现场。他们是置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于不顾,要想唤起良知。   5月17号,清华教师一行队伍来到广场,绕场一周游行。我们虽已在广场多日,一看是更广泛的教师队伍也就参加进去。当队伍走过绝食绝水现场时,那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气势,那些年轻学生有一种为国捐躯的豪情,再加上几天来都没能引起上层政治领导的一点恻隐之心,使很多路过这里的人都感到一种悲泣,一种震撼。很多人都忍不住要掉泪的。我的一个朋友,叫阿桂的年轻教师忍不住失声大哭。   我理解他是一种情绪的大崩溃。因为我自己在这前后就大哭了几次。我们是所谓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我们的国名专门要叫成:人民共和国。我们的政府一向自称为人民的政府。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是共产党的基石。人民群众是水,共产党人是鱼;共产党只有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才有生存的余地,才如鱼得水,也才有胜利的可能。这些观念在我们脑子里都是坚信不移的。到这时才真切地看到大权在握的人是不把人民群众当回事的。这种哭是一种彻底绝望的悲泣。   阿桂完全不能自己,一直哭到晕倒过去。袁夕、蔡敖和我赶紧把他架上了一辆救护车,那时候广场上救护车真是到处都有,然后就被拉到和平门附近的中国红十字会急救中心。这里面早已是人满为患,根本没有空的病床,很多人躺在铺了垫子的地上。进去后他先是被放在急救诊断床上,医生护士对他进行了基本检查。这时更多的病人被送了进来,他只好被抬到一张候诊的长凳上,然后让他喝生理盐水和葡萄糖水。   这时,又有两个学生被抬了进来。医院里实在没有躺的地方了。阿桂也感觉稍好一点了,就挣扎地站起来把长凳让出来。刚抬进来的两个学生都是女孩子。一个是北医的学生,她不是参加绝食的而是在广场上参加急救和护理的,由于连续紧张工作多天给累倒的。另一个是人大参加绝食的学生,晕倒后被送进来的。送进来以后,已经醒过来。只是她已经四肢痉挛,手成了爪状,根本不能支配自己的手脚。但她还是意识到她裤子前的拉链还开着,就示意护士帮她拉上。护士用浸过药水的棉花给她擦和揉手关节,帮助促进血液循环和恢复知觉。她因为虚脱头上还不断地冒冷汗,护士又给她擦汗。   因为有更多的病人需要护士的照理,我们几个人就接替了护士照料她。一个人给她揉手关节,一个人给她擦汗,还有一个人喂她喝牛奶和葡萄糖水。为了使她情绪好起来,我们又和她聊天,吹我们是学生运动多少年的老运动员了。她是人大一年级的学生,是二十岁还不到的孩子,正应该是被父母娇养的年龄,却义无反顾地参加了绝食。她母亲专门到广场来找她让她回家。她坚持下来了,虽然知道很伤了妈妈的心。现在都躺在医院里了,说好了以后还要回去继续绝食。   看到她好了一些,阿桂也好了许多。我们就离开了医院回到广场。后来北医来车接他们的学生回自己学校治疗,阿桂也搭车回海淀。谁知在路上又晕了过去,被留在北医的校医院里打了一夜的点滴。这些我们都是过后才知道的。   人大小姑娘的倔强劲使我非常感动。回到广场上以后,坚决要求参加绝食,说怎么能让这些年纪轻轻的学生们冒着身体和生命的危险去顶民族和国家的大任,而我们这些有把年纪的却仅仅当后援呢?和我一起到过医院的都知道我是因为受了人大绝食女生的影响而坚持要绝食的。后来我找了一个当联络员的我的学生,让他把我弄到绝食团里去。他进去联系了一下,回来告诉我里面绝食的人已经很多,一个人绝食要有好几个人来做后勤服务工作,劝我不要去了。还说你这样的人应该多出策略上的意见才对,不必去做(声势性)的工作。   我还真写过一个东西分析当前局势,托当时任广播站负责人的周峰锁转交高自联的同学。但是我知道当时给高自联出谋划策的头面人物多得很,不需我们操心。我们还是做很实实在在的事吧。   第二天一早,我和蔡敖开始打扫我们在广场安营扎寨的周围。环卫工人也在干。广场上一下子有这么多人待上好几天,垃圾多得很。这么多人集中在广场上,脏东西再一多,发生传染病的可能性很大。而且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了,把学生们打扫出广场的口实也就有了。我们俩在不少同学的帮助下,清扫了广场东侧很大的一片地方。还帮环卫工人把如小山似的垃拉圾运到广场外可装车的地方。   18号,天下起了雨。北京市政府派了几十辆公共汽车让绝食的学生避雨。学生怕被车拉出广场,把这些车轮胎的气都放掉了。后来赵紫阳、李鹏就是到这些公共汽车上看望绝食学生的,才有了赵紫阳用他那浓重的河南口音讲的“我们无所谓,你们来日方长。”赵紫阳还很沉痛地说:“我们来晚了。”其实拦不住对学生动刀枪,早晚也是没区别的。                   七   19日晚高自联在政府宣布戒严之前得到消息。戒严完全改变了矛盾的性质。政府决策者到此所表示的逻辑是:你在绝食请愿时,我对你的请求置之不理。但表示对你的身体健康是关心的,所以请你停止绝食回家去。你真的回去了,你的行动就没起任何作用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你不回去,你不听我的话,你就是动乱,就是扰乱社会治安。   正相反,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在这期间是空前绝后的好。平时坐车骑车时有个磕磕碰碰的,火气大心不顺,就总有人要吵吵嘴骂骂街。而在学生运动的这个期间发生这样事的时候,北京人都能以大局为重,互相谦让。有一个说法,北京连很多小偷都罢偷了。某家报纸专门从市公安局拿到统计资料登在报上显示出5月份的犯罪率是几年来最低的。   但这一切都挡不住要对学生动刀子了。社会治安如何好我不管,你是扰乱了我的统治,冒犯了我的尊严,我是肯定要收拾你的。其实,还真说是关心学生们身体健康的,也只是赵紫阳、阎明复他们。那些辛辛苦苦玩着命打下江山的有几位老将对娃娃们闹事就恨不得拿机枪扫呢。哪还用那么些惺惺相惜。   中央内部有良心无实力的人先把消息捅给了学生。面对这种政治的强权,绝食请愿已经没有了意义。高自联宣布改绝食请愿为静坐示威,表示对政府实行戒严的坚决反对。   北京市民对戒严都相当反感和气愤。这也就是为什么戒严刚开始时能把三十万军队挡在北京城外的原因。这是一次真正的全民截兵!   19号当晚,我和一批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拉成一道人墙,怕有过激的群众冲击大会堂。这一晚倒是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不过确是有年轻的北京市民手里拎着大棒子出来的,也有一个跟我撩衣襟让我看他带着刀呢。说要和不讲理的没办法讲理就只能跟他们用这个了。我劝他们不要过于冲动,不要用暴力。整个这场运动是一个非暴力的运动,也不希望造成敌对的局面。他们却笑我书生气太足,因为其实戒严就是把我们当成敌人来对待的。   由一批骑摩托车的北京市民组成的“飞虎队”自愿到入京的各个主要路口侦察戒严部队的行进情况,发现情况飞驰广场通报。顺义,石景山,海淀,平谷,丰台,通县都有了部队,北京火车站也到了部队。北京已经被团团包围。高自联派出一些小分队到各路口拦截部队并向部队进行宣传。宣传的材料不用别的,就用这些天来的《人民日报》和北京的其他报纸。因为这些天来报纸有相当的真实性。那些客观的报导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但是拦截和宣传靠学生是不够的,主要靠的是北京市素有政治热情的广大群众。我的朋友肖冬拦截军车的经历是很艰苦的,有必要记述如下。   肖冬和几个学生20号早晨赶到六里桥一带,很快就看到两辆满载武警的军车向市区开来。他们拦住后向领队的军官解释说:学生运动是爱国的,运动到现在为止,北京的安全和社会秩序都很好,没有戒严的必要,请你们不要到城里去。军官明白他们是来拦截军队进城的,就下令让军车冲过去。肖冬一看劝说不行,当即和几个学生躺在车前的路上。军官命令几个战士下车把学生们抬开。把学生抬开后,两辆军车向前行驶了一段距离,然后停下来等那几个战士上车。就在这一会儿工夫,肖冬和几个学生又跑到车前躺下。这时路边有几个当地的人围观,可是却不敢上前帮忙。几个回合下来,军车开出几百米的距离但依然没有摆脱肖冬他们。这时才有几个首钢的工人路过,大声招呼周围的人帮忙。这才把两辆军车请到一个有围栏的空场里,然后把围栏门关了,上了锁。   这么折腾完了,已经是中午了。不远就有一家小饭馆,老板请几个学生吃饺子。肖冬跟老板说这两车战士只是执行命令,我们也应该对他们实行人道主义,也让他们吃上饭。老板说他们就只能吃馒头了。   吃完午饭,肖冬坐着和战士们聊天。由于体力和精神都紧张了半天,消耗很大。再加上在广场上待了数日,身体已经很虚弱。坐下来一放松,他一下子就晕了过去。等到醒过来他已经躺在一家医院里。他身上穿的我的棉衣也不知去向。后来我们见了面知道了他的经历,我跟他说棉衣丢了我倒不是很心疼,只是棉衣兜里的一盒刚拆包的三五烟却是我们在广场上仅有的奢侈品,没了可是不好再弄到了。   我没有赶上去堵军车,一直留在广场上。20日天亮以后,几架军用直升飞机在广场上低空盘旋,随着直升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和由于低空而投撒在人群头上的巨大身影,使广场上的火药味顿时弥漫和浓郁起来。包括我自己在内,广场上大部份人都是没有见过这种阵式的。既使这只是一种威胁,它的意思也是再明确不过了:我们已经被当成敌对势力,政府准备用任何可能的军事手段来对付我们。不少人有些惊慌,我却非常愤怒。要知道北京上空过飞机都是有着严格限制的,一定要得到最高当局的批准。转念一想,有什么可生气的呢?这太容易理解了。严格限制过飞机主要就是为了首长们的安全,现在让飞机在北京上空乱飞也还是为了首长们的目的。只是知道首长们的利益是高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心里还是有些凄楚。   有人建议在广场上放风筝和气球,以阻止直升飞机在广场上降落或空降部队。很快就有风筝在广场上飞起来。后来直升飞机没有在广场上降落或空降部队。但是又传部队要坐地铁从石景山运到市中心来。我们就随着一批学生到市中心的几个地铁车站去把门。   我们刚赶到地铁站时,地铁还通车。出来的乘客告诉我们地铁就要关闭了。这就是一个信号:地铁的对公众关闭是为了运送军队的。等到地铁停止运营后,我们把地铁出口的大门关上,有人送来了铁链和锁,我们把地铁大门从外面用铁链锁上。真要有冲突发生的时候,这个拿钥匙的人是要承受最大的压力也要负相当的责任的。我就向学生把钥匙要了过来。   我们当时都有大敌当前的感觉,都准备与戒严部队有一场面对面的冲突。但是这个冲突会是什么样的,军人会用什么手段来对付我们,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要有最坏的打算。在充满悬念的等待中,学生们开始写绝命书。有几个学生爬到地铁站口的房顶上用手提式扩音器宣读同学们写的绝命书。我觉得这种气氛太悲壮,太沉重,就也写了几句话来鼓励他们。大意是:我们一向要教育我们的学生正直、勇敢、诚实,现在学生们就充份表现出了这些好的品质,希望不要发生任何事情把这些品质打得粉碎。一个女新闻记者也讲了许多话。另有一个说是北大的学生,又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用他那诙谐和调侃的地道京腔讲他自己的故事。   我们在地铁又从白天守过了一夜。当晚不断地有各种消息传来:一会儿是邓颖超反对镇压学生;一会儿是徐帅说谁向学生开枪他就枪毙谁。在地铁站顶上的人用手提扩音器率领大家喊口号,“打倒李鹏”的声音响彻了北京城。   这一夜并没有军队从地铁站出来。但是地铁停止运营了三天。可能还是运了军队的,不是运到广场上而是运到大会堂里。6月2日在六部口抢枪支的部队和6月4日凌晨驱逐广场学生的部队都是从大会堂里出来的。这些部队很可能就是靠地铁运进去的。   第二天天亮戒严仍然没能在北京实施成。北京市区依然是人民群众的天下。很多人奔走相告:我们胜利啦。我不很明白是如何胜利了。有人说按国际惯例戒严24小时后仍不能实施就自动取消了。                   八   不知是不是真有一种这样的国际准则,反正北京的戒严并没有取消,紧张的气氛仍然存在。民间的各方人士仍然在努力想各种办法来化解一触即发的流血冲突。一部份人寻求体制内的渠道来解决,建议召开人大紧急会议。他们征集人大代表对召开紧急人大动议的签名,我家的一个朋友也签了名。但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从产生到行使权力其实都是受控于最高权威人物的。所以当然没有成事。   科技大的学生则到聂荣臻和徐向前的府上求见,并递上了一封信。信中向二帅报告说:李鹏召集会议做出四点决定:1,称学生是在搞叛乱;2,要镇压天安门广场上的20万大学生;3,已腾出北京各大监狱;4,明晨5时所有环卫工人上班清扫天安门广场。请二帅能出来说句公道话。两帅是否接见了学生不太清楚,但他们的回答是相同的:“一,信中所言四条纯属谣言,请同学们不要轻信;二,军队到北京来实行戒严,完全是为了维护首都的社会秩序和安定,希望同学们协助解放军做好这一工作;三,希望同学们为了国家的尊严、首都的秩序、市民的生活、自己的健康和学习,能尽快撤离天安门广场。”他们的回答多大程度上是他们自己的想法,从回答的一致性中可见一斑。   第二天,邓颖超发表了意思大致相同的书面讲话。他们都一反高级领导人惯常的那种高屋建瓴,务虚为先,以大道理服人的讲话作风。不对运动的起源发展及性质做任何评论而直接具体到请学生撤离广场。   戒严部队暂时驻扎在北京郊外,不再与老百姓接触,也不再看当时的报纸,而是集中学习总政治部组织整理的文件。最初戒严带给大家的紧张气氛多少松弛下来了。   不那么紧张了,我们就开始往学校跑。因为连续在广场待了许多天,大家也需要调整休息,晚上不再在广场过夜。回到学校,我写了一篇稿子由高戈在清华的广播站上播了。这篇稿子是讨论缺乏政治民主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后来我被审查时好象也没有提及。出国时我把稿子也带了出来。没想到我的一个朋友就借用它在加拿大申请了居留权。   我们都撤回来了,广场上就空旷了许多。但是因为香港捐了许多帐篷支在广场上,外地来京的学生也还生活在广场上,广场上依然是学生的天下。北京也还是民众的天下。但是形势会怎样发展?戒严宣布一个多星期了,既没有实施,也没有取消。   戒严的行动也不是完全停下来了,还有飞机到高校来撒传单。这次飞机飞得比较高,传单撒的数量也不是很多。传单也没比广播报纸上有更多的内容或更说服人更亲切感人的东西。所以几乎没什么人注意这些传单,也没有人因为撒传单而进一步地的惊慌。不过从这一举动可以看出当时决策者几乎试用了所有可能的手段。还没有尝试的就是领袖人物的个人魅力和敢于面对群众的魄力了。试想如果一位领袖坚信自己决策的正确,坚信自己政策是为大多数人民群众、民族、国家的长远利益服务的,他就不怕直接面对千百万的群众,就不怕和高自联或“幕后的黑手”来争夺群众,向人民晓以大义,动之以情,以言退“兵”。   用尽了各种手段的另一表现就是陈希同组织他经营多年的昌平县农民进京的反游行。据说他们的游行是经过申报批准的。是先批准的还是先申请的就不知道了,总之批准的手续是很快的。据传参加游行的还有补贴。以游行来反游行本身就有些滑稽。   5月28日有过一次全球华人大游行,要求解除戒严召开人大。国内各大城市游行自不在话下。据说在各国的留学生也都到所在国的中国使领馆前游行并递交请愿书了。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当时在英国,游行时高举大旗。后来有些同学要冲大使馆,他能做到举旗不动。缓解了留学生们可能会给中国驻英使馆造成的更大压力。为此立了一大功。我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他自己告诉我的。而是我后来被审查批判时,清华有人以他的事迹为例来对比我们在同一个班里出来的,他在政治上是如此坚定而我在政治上却这般的“不成熟”。   我在外地工作的朋友纬文自己安排自己出差来京看看局势。5月底我陪他到广场看民主像树立。这时的广场与绝食期间的广场又很不一样。绝食期间广场上基本都是学生或是学校的教师。因为怕有特务混进来,曾经还实行过检查证件的制度。所以很少有外人在广场上。现在广场上什么样的人都有,而且不象像绝食时的学生那样有着更多的神圣和紧张。纬文和我还在三轮板车上买了现摊的煎饼吃。这也与绝食期间,各种供应品都是筹募和捐献的大不一样。在广场上依然还有这场运动的神圣和严肃气氛的就是民主塑像的树立了。   六一儿童节先是有人在报上抱怨,说学生占据了广场,儿童们没有地方搞纪念活动。6月2日报上有一小块新闻专门报导六一那天广场上学生与少年儿童共同联欢庆祝儿童节,气氛融洽,儿童和学生都很愉快。不仅是儿童们和学生联欢,一些大腕的歌星也到广场来为学生们演唱。象著名的摇滚乐歌手崔健就来广场唱过歌。   为了抗议戒严,知识界曾酝酿过五千人的大绝食。我想知识分子中反对戒严的何止五千五万。但是能有勇气又能有同一的意志和策略,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就太难了。后来就成了6月2日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的四君子绝食。刘晓波在绝食宣言中说绝食:“是抗议以李鹏为代表的政府用非理性的、专制的军事管制去镇压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我和刘晓波在广场上有过一面之交。我对他从国外赶回来参加这场运动非常钦佩。也对他的结巴和抽烟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当时烟抽得也很厉害。我们的谈话,好像还有人大的一个青年教师在场,就是在互相敬烟中进行的。                   九   6月2日晚,军人着便衣步行向广场渗入。他们三三两两在一起,穿白衬衣蓝裤子。他们太容易被认出来了。士兵清一色的寸短头发,再加上没有受过撒谎或演戏的训练,所以他们的紧张神情都把他们自己给暴露了。要是再一开口说话,一定不是地地道道的京腔。很快大街上的人就开始拦便衣军人。很多便衣军人只好躲到群众住家和机关的院里,他们大都没有完成渗透进广场的任务。有多少军人进入广场?进入广场又待在哪里?我们都不清楚。   便衣进入广场的军人,没有军装和武器,什么事情也干不了。他们的军装和武器是另由大轿车运到广场的。这就是群众在6.2夜里和6.3早上在西单和六部口一带拦下的那些大轿车。这些车内有机枪和自动步枪,有军装,还有菜刀和石块。这些菜刀和石块不是为了军人对付群众准备的,而是为了栽赃学生和群众所准备的。这一点我们当时还不清楚。6.4之后,蔡敖找到了一集《文史资料》。其中有一篇回忆录专门讲国民党1948年是如何镇压昆明大学生闹学潮的。国民党军人先包围了学校,把学生困在楼里。僵持几天后,军人就在校园内撒了许多石头,然后说学生发动暴乱,进而以此为借口开枪镇压学生。国民党四十年前的伎俩,共产党现在照用不误。菜刀石头是要丢到广场上,为后来说“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提供口实。   这些被拦的大轿车停在原地。车内的枪支被放到车顶上展览:请看这就是政府准备用来对付我们的家伙。没有人说要也没有人想到要用缴获的枪支来武装自己以与戒严部队相对抗。人们只是对政治的请愿要被用军队来镇压感到非常的愤慨。   6.3中午前后,一队头戴钢盔全副武装的军人冲到六部口被截车辆处去强夺枪支,与聚集在那的群众发生了冲突,一些群众被伤。这队军人则被围在人民大会堂西门外。   我们是在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才从清华赶到城里的。在西单看到了展在车顶的机枪。在六部口的大轿车旁,一些人向我们介绍发生的情况:军人如何冲散了群众,如何打伤了人。一个人指着提包上的红点子告诉我们:军人向群众扔了催泪弹,还扔了另一种弹,炸开时会有红颜色的东西溅出来。据他说这种颜色溅上了就不容易洗掉,可为事后追查在场的人提供帮助。   然后我们又到人民大会堂西门外,看那些执行完任务后被群众围住的军人。这批军人有一个连以上的人,我们到的时候他们是很安静地坐在地上。能够看出他们是执行过并且还能执行任务的特征是他们头戴的钢盔和天线高耸张开的好几部步话机(和《英雄儿女》里王成冲着大喊“向我开炮”的步话机一样)。   群众中有一位妇女指着坐在士兵当中的某个战士说:“就是他打的人!”但是很快就有一个也是群众模样的人出来说:“我们现在不扩大冲突,要坚持非暴力的运动。”然后就指挥群众唱歌。后来又拉军人们唱。群众依然唱《国际歌》和《国歌》,而战士们则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大会堂楼上窗口里不断有军人探出头往下看,群众中有人注意到了也就抬头看他们。这种看很快就成了互相敌视,还发生了短暂的口战。军人们很快从窗口后消失掉了。   广场上的气氛已经很紧张。但是民主大学的成立典礼照常进行。许多学术界名流都在其教师的行列中。广场的广播站仍然在播送刘晓波的一篇文章:希望这场运动仍以和平方式为主,并依一定的民主程序进行。虽说要求罢免李鹏,但仍让李鹏发表他自己的意见,给他申述的权利。并据理力争,说现在的局面是政府中一部份人不能及时对群众要求做出反响,却不断以错误方式对待群众运动所致。没有积极主动地寻求共同点,导致了矛盾的激化。   晚6点,广场上的官方广播开始宣布“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要求所有人离开广场。”。群众有些骚乱,四君子和高自联仍坚持非暴力,要求把收到捡到的武器都交到在纪念碑上的高自联指挥部。刘晓波还情绪很激动地要砸烂一支枪。他有策略的考虑:不希望有武力的反抗给政府的镇压添加口实。但在我看来他还大有这样一种气概:我们要以正义做后盾,以笔和语言为武器,这种武器是冲击和触及人的思想。我们再也不需要也不应该要那些伤及乃至消灭人的肉体的武器。使用伤及肉体的武器来解决思想分歧的人首先就表示了他在人类所特有的那种高级的表达、沟通、理解方面的无能和道义的失败。有权力而无能力用语言和思想来征服人的人才会用火力的武器来消灭人、压服人。   广场上的官方广播和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都令这一点确信无疑:政府这回是要动真的了。军队正在从各个方向向广场挺进。   9、10点钟的时候,一种轰鸣的噪声由远而近。一辆装甲车率先单独到达广场并高速地环绕广场,似要也确实给广场上的人以威胁和警告:军队是挡不住的,是随时就能到达广场的。我想,后来就是这辆装甲车被人用隔离墩拦住并烧掉的。   很快前门一带吵嚷声顿起。我和简雷赶紧跑过去。一队军人跑步到达了前门脚下,一些人在追着向他们扔石头和瓶子。我跑到军人跟前,一边高声让人们不要再扔石头了,一边又责问军人:“你们来干什么?你们能下得了手向人民群众开枪吗?”许多战士被这种局势吓得够呛,神情很紧张。一个干部模样的说:“我们被告知是来保护夏收的。”“天安门广场哪来的夏收?”这个谎也编得太离奇。有一个战士气愤地拉开枪闩给我看:“我们的枪里没有子弹。我们怎么会向人们开枪?”我注意到有个战士扛着一箱东西。我如果没有搞错那就是一箱子弹。只是他们没有发到每个战士的手中。看来这是基层领导做的决定:下决心不用开枪的方式挺进到广场。   战士们都戴着钢盔,扔来的石头和瓶子砸在上面叮当作响。我在和他们谈话的时候,还不时地要回头躲扔来的石头。有几个学生也赶来劝阻战士。我让他们要小心石头。因为我们是没有钢盔可保护的。   这队军人到此就不前进了。看来他们没有要进入广场驱赶学生的任务。看到他们没有要进一步的行动。也了解到他们对北京发生事情的前因后果一点也不清楚,他们只是执行上级的任务,和他们再多的解释也不会有什么意义,我就回到纪念碑旁。这时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畔,历史博物馆前的灌木丛后都已有大队的军队了。半夜12时前,广场已经被军队四面包围了。后来知道虽然广场已经被包围,但沿西长安街挺进的部队遇到了街垒和群众最顽强的阻拦,仍然在以猛烈的射击向广场推进。所以沿西线从公主坟到南长街被打死打伤的人最多。   被包围后的广场上,不时有流弹或曳光弹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并在黑幕中划出一道道光线来。在广场东侧,有一个医护人员被流弹所伤。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青年报》等几家报的记者还到广场中心,拿着录音机来采访。他们问现在情况怎么样?我们又打算怎么办?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一颗子弹落在我们身边2、3米远的一顶帐篷上。我劝记者们赶紧离开,因为这里有生命危险。这种危险又何尝不是对我们?这区别是:我们自认为我们是这场运动的一分子,是自觉自愿参加的。发生任何事情都是我们自己行为的后果,我们并不后悔,我们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而记者是局外人,他们出了任何危险都是意外的损失。                   十   到这时,在被团团围住的广场中,我们已经是搁在案板上的肉,就等着被切割了。广场这时又像台风的中心,外围打得很利害,广场却相对安静了许多。我们几个甚至趁着这短暂的平静,还钻进一个帐篷里打了一个盹儿。   6.4凌晨四点正,广场上的灯全部熄灭,戒严部队对广场上学生的行动就要开始了。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学生广播站要求所有学生都聚集到纪念碑上来。一直没睡的贾毅赶紧把我们几个睡着了的叫醒。我们也到纪念碑上与还在此的上千学生守在一起。   官方广播再一次要求所有人立刻离开广场。借着广场上几个火堆的光亮(可能是高自联烧文件的火堆),我们可以看到从人民大会堂里出来了很多头戴钢盔,身穿迷彩服,手持自动步枪的士兵。他们谨慎缓慢散兵游勇般地向纪念碑移动,然后对纪念碑实施了小圈的包围。   其时,四君子已与戒严部队的指挥(并不知道是哪一级的)交涉过,他们答应劝学生撤离广场,而要求戒严部队不要对学生开枪。但是高自联广场指挥部仍然要履行自己的领导职责;要以民主程序决定是去是留。据说是封从德要求大家以声音来表决是“坚持”还是“撤离”。因为我还抱着“正义在我,奈我何为?既使把我打死,也给国人和世人以警示”的心境,所以喊的是“坚持”。依我听来,“坚持”的声音喊得比“撤离”的更响。因为喊“坚持”的人心里有一股气,喊得就有力量。而喊“撤离”的人心里已有些怕,喊得就不够有力。但四君子一直在劝学生:“我们已经死了一些人了。你们青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再牺牲你们一个都是对民族的犯罪。”(谁犯罪?死者自己,还是刽子手,还是行凶的指挥者和执行者?)   高自联的广场指挥刚刚从广播喇叭里宣布了撤离的决定。包围纪念碑的士兵就开始向纪念碑上的喇叭开枪射击。广播站的喇叭是安在浮雕像上边东南角,是高于聚在纪念碑上人群的。士兵是在纪念碑南侧台阶几米外的地上射击。从地面到浮雕像的射击仰角,使子弹就是从学生的头顶上擦过。子弹打在纪念碑的花岗岩座上溅出了许多火花。射击的枪声,子弹的呼啸声,再加上飞溅的火花,年轻学生们大都只在电影中见到过这种场面。学生中有的人开始哭了。这当然是被吓的,不只是被这场面吓的,更主要是意识到自己完全没有了保护。长这么大,一直是有家长,有老师,有政府保护的。现在是被政府派的荷枪实弹的军人以敌人相对了。我们几个是教师,也很想保护学生。但是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和他们在一起,比他们要镇静一些而已。   我们因为是最后聚到纪念碑来的,所以待在纪念碑最底层的台阶上。在最后时刻的这个“我们”是我的几位朋友:蔡敖,肖冬,贾毅,慈恩,简雷,高戈。他们有的是我相识多年的,有的是在这次运动中才结识的。好像作为教师的群体坚持到最后的只有我们这拨。我们在纪念碑的最底层,以为士兵驱赶在纪念碑上的人会从底层开始。谁想,学生突然从我们的背后涌过来了。我们把学生让过,才看到军人是从纪念碑的最高层台阶往下驱赶学生的。后来通过官方的报导才知道是一个侦察排靠人梯直接登上了纪念碑的最高层,“捣毁高自联指挥部”。也才有从上往下的清理纪念碑。   士兵已经冲到了我们的背后。一个士兵用枪对着我恶狠狠地喝道:“快走!快走!”被这么粗暴无礼地对待,我的血直往脑袋上冲,回敬道:“你没看见我们是有秩序地离开吗?让学生们先走。”另一个看似班长排长的军人过来打圆场:“抓紧时间,只要离开就行。”朋友们也来拉我别跟军人吵了。这最应了“秀才遇上兵,有理也说不清。”   学生们从纪念碑上离开从心情到状态都很惨。有人抬着担架从纪念碑上下来了。担架上是谁看不清楚。我当时以为是四君子中有谁绝食后太虚弱了。有的人鞋掉了,有的哭得泣不成声走不动路,要由别人架着走。蔡敖及时地用他的男中音领唱起“国际歌”,大家都相应起来。悲壮的歌声顿时就使气氛大不一样了。   我们几个是最后离开纪念碑台座的。我和肖冬还在士兵的枪口下,搬运了一个高自联的物品走。因为带了这件东西,我们没有留在撤离队伍的尾部,而是快步走到前面去了。   离开纪念碑时,仍有一个外国摄影记者组在拍摄我们撤离的情况。他们好像是一家西班牙电视台的记者。另一位外国记者在用大哥大报导广场上的情况。后来听说美国某家大台对这天北京的现场实况报导就是听到记者的声音说“他们在打我了”才中断。我猜想可能就是这位用大哥大的记者。   留在后面的慈恩后来告诉我们,对最后还留在广场上的人,士兵先是用木棍驱赶,后来又开了枪,就在他跟前打中了一个人。他的伤口流了很多血。慈恩和在场的几个人先用一面红旗给他临时包扎。救护车来后,医护人员用绷带包扎他的伤口,然后把他送到医院。慈恩就把浸透了血的红旗留下了。   撤离的学生依然高喊:打倒法西斯。这时广场只留下了一个出口,其他地方都已被军人封锁了。我们是从广场的东南角撤出的。到前门一带街边才有了群众目送在广场上待了数周的学生们最后离开。他们很多人眼中都含着泪水。   我们从前门到和平门(北京已经没有了和平),然后从六部口拐上长安街的。几千人的队伍也拉得很长。我和肖冬推着一辆自行车,车上推着从广场上运出的物品。当我们走到邮电大楼旁时,后面传来坦克的轰鸣声和学生的叫骂声。我们回头一看,是一辆坦克沿着马路边冲着我们这支队伍开了过来。我们的队伍一直是在马路上走的。这时候学生们只好赶快跳过栏杆到人行道上来。同时大声斥责军人的挑衅行为。   我和肖冬推着自行车带着东西,跳不过栏杆也无处可躲。就静静地看着坦克要拿我们怎么办。也许我们的平静中就透着一股凛然。坦克在我们跟前停了下来,就地掉了一个头。一个士兵从坦克的窗口里探出身来,嘻嘻哈哈地向我们扔了一颗手榴弹。我们既不卧倒也不躲,大概也来不及了,也许还觉得在首都的大街上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死也是很“荣幸”的吧。还好这颗弹并没有爆炸,而是放出很浓很黄的烟来。想必是一颗催泪弹。扔完了这颗弹的坦克又沿着原路往广场开回去了。   我们拿出手巾捂住口鼻。这颗弹放出的浓烟,味道很重很不好闻。但奇怪的是并没有使我要流泪。走出好远了以后,这个味道还在。看来是附在我们衣服和身上的。也许它的作用就不是催泪,而是事后来辨认你的。   军人们很清楚用坦克来对付我们这些人太轻而易举了。就象猫捉老鼠:捉了放,放出去再捉——在蹂躏猎物的过程中提高技巧享受乐趣。所以坦克内的士兵显得那么轻松,甚至是幸灾乐祸。也不知道他们这么碾学生是否有使命,要杀杀学生的威风。还是他们自己要过瘾取乐。   在西单,我们与大队伍分了手。一位农大的学生要我写下我的姓名、地址、单位。我也顾不上是否会有事后的危险,也是对这个学生的无条件信任,在一张纸上写下给了他。   在复兴门附近,我找到了我的自行车。除了倒在地上,也许就因为倒在地上,竟然还完好无损。要知道它也是历经了昨夜的枪林弹雨。   我和肖冬先到我母亲家。我按了门铃。我母亲和我姐姐一起赶来开门。看到是我,连话也说不出来,一个抱住我,一个抱住肖冬就大哭起来。虽然她们根本就不认识肖冬。只是感到我们两个是从死神那里逃出来的。我说:“我不是活着回来了吗,快别哭了。先让我们进屋吧。”   我母亲和姐姐为我担心极了。昨晚一夜枪声,流血死伤的消息也传开了。天亮以后,又传广场上的人也都死了。前一天我并没有和家里联系告诉她们我去那。她们只是凭对我的了解知道,依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去“前线”的。她们互相都没有说,又都猜想了最坏最坏的可能。 〖未完,下接zk9905d2〗 ———————————————————————————————————— 本期编辑:       赵 桦(美 国) 〈cnd-cm@cnd.org〉 本期校对:       曾 敏(美 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月 边(芬 兰)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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