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                        ◆      ◆      文革博物馆专集(五十一)      ◆      ◆                        ◆      ◆◆◆◆◆◆◆◆◆◆◆◆◆◆◆◆◆◆◆◆◆◆◆◆◆◆            SUPPLEMENT TO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增刊 第一八九期 ——            (一九九九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9906g) ———————————————————————————————————— ⒈【史海钩沉】 顾准在文革中                   高建国 ⒉【研究报告】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十二)  宋永毅·孙大进         第六章 湖南省无联:巴黎公社式民主的憧憬         ①中国向何处去?                 杨曦光 ————————————————————————————————————  《华夏文摘》是由CND义务工作者提供的免费服务。订阅或停订本刊的方法  请参照本期文摘的封底。意见和建议请寄:cnd-cm@cnd.org;  来稿请寄:HXWZ@cnd.org。由于本刊编辑人手有限,来稿请只用  电子邮件寄纯文本文件。请在来稿中注明您的姓名和电子邮址(如愿用笔名或  不署名也请注明)。若是文摘,敬请详细注明原稿的来源和出版时间。  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华夏文摘》或CND的观点。  凡原载于本刊的文章,除非本刊另有安排,不得转载。如欲以公用目的网络服  务站对本刊进行收集存档,或以任何方式对本刊再传播,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并取得授权。未经本刊许可,不得利用本刊或本刊存档从事任何形式的营利性  的或收费的活动(包括广告宣传在内)。 ———————————————————————————————————— 【史海钩沉】               顾准在文革中               ·高建国·   1966年3月,顾准被调到周口店的大韩继大队农村工地,从事建筑业劳动。被送来劳改的经济所干部还有江明(高岗的外甥;曾与李鹏等人一起留苏)、李云……在大韩继,顾准已经从精神低落的沟底渐渐爬上来。“虽然基本上还没有脱离消沉情绪,究竟要振作得多。那时,世界观当然毫未触动,可是人活着,而且是健康的,总得工作。”顾准便埋头于农村的基建劳动之中,也藉以忘却内心时时泛起的痛楚。他在大韩继打夯、推小车、安装窗玻璃、准备沙石……由于他是个干什么事都十分投入的人,每天吃过晚饭后,他总要去工地,专门检查明天用的沙石等物备齐了没有。有时,他还根据以往的基建经验,去给农民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有人恶狠狠地咒骂他:一个右派分子,怎么还老指手划脚!他却毫不在乎,我行我素,一门心思想把农民们的住房造得好一点。   《评〈海瑞罢官〉》发表时,顾准刚下放周口店,正处于不堪应付的时候,他对这篇行文晦涩,含义深藏的文章,很少关心,“没有费劲去思考争论的政治意义”。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表,至“文革”如火如荼的下半年,顾准在大韩继农村,大量阅读了报纸上刊载的各地运动的消息,又听到了经济所开展“文革”运动的种种传闻,逐渐了解到“文革”的情况。他曾经自述:“我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还是毫不理解,只是觉得彭真倒了,刘少奇也要倒,这是又一次‘罢官’。我的世界观毫未触动。”顾准如其自述:“顽固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经济思想。”他绝对不相信对刘少奇、张闻天、孙冶方等人突然栽赃而揭发出来的种种“罪行”。他以极端怀疑和反感的态度,观看着“文革”狂飙从天而降。他对全国经济形势刚刚好转,就又大搞政治运动,充满抵触情绪。   1966年8月,毛泽东一口气公布了两个重要文件:一、毛泽东依照大饥荒时被迫中止的“公社”实验模式,在《五·七指示》中,重新描画了他憧憬的理想社会:人人以一业为主,兼学别样,学文、学工、学农、学军,都要批评资产阶级,把全国变成一个“共产主义的大学校”。这样,马克思所说的“迫使人们奴隶般分工的情形”不存在了,商品交换也就不需要了。二、公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十六条》。   顾准听完《十六条》后,知道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深感更大的政治风暴即将降临到自己的身上,时刻做好了被揪回经济所去批斗的准备。不料,大韩继的红卫兵却率先动了手(这是由于经济所的某些人向他们介绍了顾准的“罪行”)。   大韩继五大三粗的青年农民组成的红卫兵,根据《十六条》的号召,“不能那么文质彬彬”,仿效北京城里的红卫兵,对顾准进行了一次极其残酷的武斗。他们先把顾准、江明、李云三个“右派”、“右倾分子”一起剃了阴阳头。9月1日,红卫兵又把顾准单独抓来,拳腿交加地毒打一顿,打得顾准满头满身都是伤。然而,他们却还觉得不过瘾,又抓起一块砖头,狠狠地朝顾准的脑门中央砸去,顾准的脑门顿时血流如注。谁知,头部开裂的顾准竟然笑了笑,却一声也不吭!红卫兵见顾准如此强硬,挥起几拳,又把他打翻在地,在地上使劲地拖过来,又拖过去,一边拖,一边踢,想尽种种办法进行折磨……顾准被拖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渗透了黄土地,黄土又混合着他不断流淌出来的鲜血,在他脸上和身上形成一团团杂色的血污……当红卫兵终于折磨够了,顾准已经奄奄一息。顾准挣扎着,好不容易才站起身来。他用手把头上流淌下来的鲜血抹了一脸,而后,仰脸朝天,“嘿嘿”地一阵冷笑,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去……   苍天有眼,目睹了中华民族如此惨烈的一幕!而这一幕,竟然会发生在全国解放后第十七年!这也正是顾准要问一句“娜拉走后怎样?”——“革命胜利以后怎样?”的直接动因之一。   倘若要问当年殴打顾准的青年,为什么如此残忍?他们必然会说,顾准是头上戴着几顶帽子的坏人。可是,帽子的底下是什么事实?他们却从来没有看见,也从来没有想要知道。至于手段如此,以极左路线推行脱离实际的政治理想时,残忍与革命两者始终为伴,则早已为大家所接受。   在顾准挨打之前,大韩继附近的一个大队,已经将一个地主活活打死。经济所的组织唯恐在他们所里也酿成人命,9月1日当天,便把顾准、李云、江明全部拉回北京。当他们到达经济所时,看管干部勒令顾准“不准回家!”顾准本来就无家可归,便拖着伤痛流血的身体,以经济所的一间斗室为窝,以便继续接受革命群众的审查与批斗。从此以后,顾准就与经济所以外的社会断绝了几乎所有联系,与陈敏之的通信也被迫中断了——这,意味着顾准就此失去了与汪璧的最后联系。   那时,正是各地红卫兵“大串联”的高潮。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红卫兵的歌声和口号声:“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鬼见愁!”在运动最残暴的8月、9月间,作家老舍不堪折磨而投湖,傅雷夫妇双双自杀,青年钢琴家顾圣婴自杀,一代名伶言慧珠自杀……这些都是“玉碎”的典型。   9月10日左右,顾准身上的伤势尚未痊愈,经济所便召开斗争会批斗顾准。造反派在斗争会上,对顾准“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的重大罪行”,进行了无情揭露,严厉批判。顾准由于以往的一系列问题,以及新近又查抄出的一套写有批评性批语的《毛选》,被认定犯了“文革”中最严重的“恶攻罪”(特指恶毒攻击毛主席的罪行),被称为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造反派的“革命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文化大革命万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以江青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顾准知道,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来到了。他不准备“以鸡蛋碰石头”,他要保全自己,以使自己能存活于这个人类最黑暗也最特殊的历史时期,继续作一个历史观察家。顾准在斗争会上“老老实实”地一一承认了造反派揭发或诬陷的所有罪行,承认自己是个十恶不赦的反动分子,并表示将努力改造,力争“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此后,一个批斗会便连着另一个批斗会,顾准必须不断地低头认罪和检查。   顾准似乎是在“瓦全”。然而,顾准却是一块蒙垢之玉。他的内心,不可遏制地时时激发起对专制主义、恐怖主义的痛恨,特别是,这种专制主义和恐怖主义竟然使用着革命的名义!数年后,当顾准能够拿起笔时,他一针见血地、深刻地指出:“(“十月革命”时的命题——括弧内八个字系引用者增加)革命的专政,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义等等。……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依然还是有力的鼓动口号。”“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顾准在挨斗的间歇,上街去阅读铺天盖地一般的大字报。那一阶段,顾准在各个历史时期曾经共事或认识过的共产党人,包括本书出现过姓名的人,90%以上都已在“打倒”与“炮轰”之列,其罪名不仅是现实中的“走资派”,更有不少人,一瞬间变成历史上的“叛徒”、“特务”、“内奸”、“假党员”、“异己分子”……“文革”打倒人的手法,比“延安整风”、斯大林“大清洗”,更有过之而无不及。顾准曾自述他对“文革”的感想:“所见的无非是‘罢官’,年底前后,逐渐了解运动的重点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二十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在我脑中愈来愈形成一个明确、系统的观念,运动的性质,也逐渐地有所了解了。另一方面,由于我对社会主义社会中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毫无思想准备,我的世界观和我当时的处境,又决定我在群众运动中持有严重的保守情绪,对于运动初期出现的许多现象是很不理解的,抵触的。”“我对运动取消极态度,对自己的罪行采抗拒态度”。“我不能想象孙冶方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能想象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不能想象,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着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地下独立王国,不能想象经济所内存在着一个张孙反革命集团,是刘少奇这个地下独立王国在经济所的代理人,不能想象这个反革命集团干了大量见不得人的里通外国的罪恶勾当。”   那时,造反派勒令顾准和孙冶方等“黑帮”去打扫经济所办公楼的过道和公共厕所。据李云、徐方等人接受采访时回忆:顾准和孙冶方两人每天都去得特别早,利用别人还没有来的机会,冒着风险,一边干活,一边交换思想,特别是讨论对“文革”的看法。虽然“文革”大混乱中的公共厕所臭气熏天,这里却是两位学者颇愿意驻足久呆的地方——他们在这里讨论犯禁的问题才能够遮人耳目。有时,顾准劳动累了,便走出厕所,公然拿起一把拖把,在造反派面前摇来摇去,气得造反派直骂他“顽固不化”。   然而,顾准和孙冶方的“厕所讨论”并未能持久。这一阶段的共同劳改生活以后,顾准与孙冶方再也没有倾心交谈的机会了,他们只能在各种批斗会上相见,以眼神传递彼此的问候。据赵人伟接受采访时回忆:1982年,孙冶方曾以无比怀念之情,回忆着说,“文革”初期,他曾与顾准一起住牛棚,一起劳改。他至今仍牢牢地记得顾准当时对他说过的两句话:“反正我是受了这么多罪,再也不要连累你了。”“我的手上没有血。”顾准至此也要说清楚,他的一双手是乾净的。试想:倘若大家的手都是乾净的,“文革”能顺利地搞起来吗?   1968年4月,孙冶方因思想犯罪,正式被捕,在秦城监狱坐牢长达七年零五天。孙冶方被关押后,顾准深切思念身陷囹圄的老友,经常与别人谈起孙冶方。有一次,张纯音忧虑地对顾准说:“孙冶方被关了这么多年,真担心他在精神上会垮了。听说有的人被长期单独监禁,最后变疯了。”顾准坚定地说:“不会的,我了解他。他是个有思想的人,有思想的人是不会发疯的!”顾准接着又深情地说道:“孙冶方如果被放出来,他第一个要见的,一定是我啊!”顾准于1974年隆冬临终之前,更是十分想念老友孙冶方。他异常动情地对吴敬琏说:“现在别人说他是‘苏修特务’,我深知孙冶方的为人,他决不会当汉奸。所以只要不被折磨死,他总有一天会出来。只可惜我见不到他了。你见到他,一定要代我致意!”孙冶方于1975年春出狱时,打听下落的第一批朋友,便有顾准。当他获知顾准刚刚在数月之前溘然而逝,不禁潸然泪下,为自己竟未早几个月获得自由,而痛失与顾准重逢并畅谈的机会,深感遗憾,唏嘘不已。孙冶方在狱中,曾利用写交代的纸,撰写了一篇坚持并发展原有观点的三万字著作,交给监狱当局,此后反复背诵‘腹稿’达八十五次,希望一旦出狱,可以与顾准等老友进一步交流。而顾准,几乎在同一时期,也在北京蜗居中,奋笔撰写了惊世骇俗的两部著作《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可惜,顾准身患癌症,天不假年。顾准与孙冶方,这两位保持了数十年非凡友谊的杰出学者,无缘在历经浩劫之后,把彼此的观察和见解再作一次交流。这真是中国思想界无可弥补的大损失!   据陈敏之接受采访时介绍:“1975年5月19日,孙冶方刚刚出狱,便写信给我,希望了解顾准生前的研究成果。他在信中写道:‘我极想知道你五哥在和我分别后七年中的理论研究的情况,他对理论问题和形势问题的一些想法。听说他的一些学习笔记保存在你处。你来时,希望将其中重要者带来给我看看。回想一九六七年前后,我和你五哥相处在一起劳动时,对革命,我们都是乐观主义者,但我因为有病,对个人的身体是悲观主义者,我总觉得我是活不了几年了,颇以不能把自己的一点研究心得写出来而深为憾事。你五哥则颇以自己年轻力壮而非常乐观。不料他竟先我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估计,他的写作计划恐怕没有实现,但笔记一定不少。我很希望知道他这几年的思想发展情况。’孙冶方看过顾准的部份遗稿后,对老友的思想发展,颇为认同,也对老友生前历尽磨难,却取得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颇感欣慰。” □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3月20日)   节选自《春蚕到死丝方尽——顾准正传》 ~~~~~~~~~~~~~~~~~~~~~~~~~~~~~~~~~~~~ 【研究报告】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十二)              ·宋永毅·孙大进·          第六章 湖南省无联:巴黎公社式民主的憧憬   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成立于1967年10月11日,它是一个由湖南省二十多个群众组织组成的,作为官方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省革筹”)对立面的群众组织。“省无联”的规模并不大,其主要思想家与领袖人物均为学生,有杨曦光(长沙一中高二学生,现改名杨小凯),张家政(长沙银星电影院工人),周国辉(湖南大学电机系学生)等。其主要成员,计有以下九个组织:   ⒈湘江风雷(只限以张家政为首的“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他们反对以叶卫东为首的湘江风雷总部);   ⒉湖南井岗山(中学生组织,领导人为长沙一中女学生谢若冰);   ⒊湖南红旗军(复员军人组织,领导人为毕建);   ⒋红中会(长沙中学生造反组织,领导人为孙学申);   ⒌青年近卫军(中学生、社会青年、青年工人混合组成);   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方红总部;   ⒎高校风雷(大学生中的造反派,领导人为周国辉);   ⒏矿冶井岗山公社(大学生中的造反派,领导人为张玉纲);   ⒐湖南省直联络站(省级党政机关干部造反派组织);   ⒑文艺界红色造反团(文学家,艺术家造反组织);   ⒒教师联合会(中小学教师造反派组织)。 省无联还出版一个刊物叫《湘江评论》〖1〗,其各参加组织也出版各自的铅印小报。一九六八年一月六日,杨曦光执笔写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作为“一份征求意见稿”在组织内部传阅,当时只油印了八十份而散发了二十余份。接着张玉纲写了〈我们的纲领〉再作补充与进一步阐述与发展〈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一些观点,但也都是一个群众组织的常见传单与大字报而已。   然而,这些“省无联”的“内部征求意见稿”与传单被湖南执政的“省革筹”上报中共中央。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当时中共中央执政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陈伯达、姚文元和主持政府工作的周恩来等人公开点名“省无联”为“反革命组织”,〈中国向何处去〉为“实质是极右的”。“它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我们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当代的,最伟大的,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主席,反对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光辉思想。这个纲领不仅反对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而且把整个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否定了。”〖2〗不久,杨曦光等人即被正式逮捕,一场全国范围内批判“省无联”思潮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一份仅散发了二十余份的“内部征求意见稿”被全国官方与群众组织的各种报纸成千上万分地作为反面教材刊登转载,“省无联”成了令中国家喻户晓的极“左”思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危险思潮”的代表。   一个问号迎面而来:为什么存在着尖锐矛盾的中共“文革派”康、陈、江(他们背后是毛泽东)和“政府派”的周恩来要如此大惊小怪地联手在全中国范围内镇压一种以一个中学生为思想领袖的“新思潮”?如果认真地阅读一下杨曦光执笔的〈中国向何处去〉、〈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及相关的〈我们的纲领〉等文,便不难明白:这些文章尽管运用的还都是钦定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义,但它的理论分析已形成了一种独立于官方之外的意识形态,它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了一种全面的反对整个中共体制的激进倾向,尤其是以它为代表的“新思潮”以反对文革中在一月夺权中建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的政体形式为直接号召,以“中华人民公社”--巴黎公社式的新的民主政体为奋斗目标,对处于文革暴风骤雨中的群众运动,会带来极大的煽动性并进而造成不可控制性,最终必将形成对整个中共所代表的制度(不管是“文革派”还是“政府派”)的挑战与威胁,深知理论对群众运动的能动作用的中共当局决不允许“星火燎原”,他们必须联手扑灭这一“新思潮”于其未燃之际,无情地扼杀它在萌芽状态。   “省无联”思潮全面的反体制倾向首先表现在它对十七年(1949-1966)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它认定中共的整个上层统治阶层已形成了一个“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而“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要实现‘中华人民公社’就必须推翻这个阶级”,“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中国向何处去〉)。也正如同康生敏锐地感觉到的:“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服务的旧的国家机器,要砸烂。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干部队伍绝大多数说成是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了,因此那些自封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而要推翻他们所谓的特权阶层,实际上就是要推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3〗   如同杨曦光后来所回忆的,他的上述思想并非他的独创,而是来自北京学生运动中激进派的影响:“一九六七年……我在北京各地串联,接触到一些批判共产党社会中特权阶层的‘新思潮’。这些思潮在造反派大学生和北京批判血统论的四三派中有不少支持者。我回想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中城市市民对共产党当局表达强烈不满,开始重新思考文革爆发的原因等问题”。〖4〗另外,又如同他所言:“从小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在自己被当局迫害时,希望找一种理论来支持自己的政治利益或使其在马列正统理论基础上合法化,而马克思关于民主主义的观点及反迫害的观点,自然成为他的思想武器。”〖5〗然而,在省无联思潮中自有它完全创的部分:即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已形成的新的政体--革命委员会的思考。在省无联看来:革命委员会是“由资产阶级篡权的假‘公社’”;“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中国向何处去〉)。因而,省无联的政治纲领决不仅是推翻十七年内的一个从共产党高级干部组成的“红色资本家阶级”,还要推翻作为毛泽东及其“文革派”直接夺权成果的“革命委员会”--在这方面,省无联理论的独特点在于,它认为“一月风暴”只是“对个别人的罢官,而不是对特权阶层的推翻,不是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因而,它号召建立“极左派自己的”新的政党--“毛泽东主义的政党”(〈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组织“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利用“革命的不平衡性,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夺取真正彻底的胜利,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中国向何处去〉)   无论从建党建军,武装夺取政权,还是“不断革命”和对革命不平衡的分析中,我们均可一眼瞥见毛泽东在井岗山时期的理论分析的投影和他夺取政权的方法与途径。即便从“省无联”对巴黎公社式民主政体的向往,也没有多少超越中共中央在发动文革时的指导性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6〗按省无联的理解,这一新政体应当是“在推翻这个腐朽阶级的斗争中革命人民自然形成的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他们是公社的一员,没有特权,在经济上与一般群众一样的待遇,可以随时根据群众的要求撤换”(〈中国向何处去〉)。而〈十六条〉则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这里,又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既然省无联们笃信“毛泽东主义”,并完全在钦定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框架内思考问题,所循的路径也基本是毛泽东式的“井岗山道路”,它似乎理应被视为一群毛泽东的忠诚学生与活学活用的标兵,为什么相反被判为一个极端危险的反革命集团?   如果我们注意到〈十六条〉颁布在1966年8月,毛泽东发动文革阶段,而省无联的文章则发表在毛泽东已决定放弃群众运动与开始整造反派的1968年,原因便迎刃而解。不管毛泽东及其“文革派”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发表了多少冠冕堂皇的马列主义的理论籍口,对于他们,核心问题永远是一个“权”--即夺回被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掌握的权力(在文革前,刘邓确实掌握了党与政府的大部分权力,毛则大权旁落。)因而,毛泽东及其“文革派”必须与群众结成同盟,利用他们对十七年共产党特权阶层的不满,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愤恨去打碎旧法制,去打垮各级党组织,打倒政敌。为了发动群众,他们必须利用马列主义教义中有利于群众运动与包含民主追求的部份(例如巴黎公社的民主制)作为号召群众揭竿而起的旗帜和收买人心的大纛。而在经历了“一月革命”和建立革委会以后,毛泽东已成功地利用了造反群众夺回了大部分失去的权力,他要回过头来收拾已日益坐大并不再驯服的造反群众了。在这一时刻,他怎么还会容许群众中产生有自己独立理论体系(哪怕这一体系只不过是他发动群众时的理论的系统化和一些顺理成章的发展而已)的激进派呢?他们关于“巴黎公社式民主”的许诺,完全是一种发动群众运动的理论欺骗和利用群众运动用去进行上层权力斗争的幌子而已,在他们建立的革命委员会中,没有一个是按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产生的。然而,年轻的省无联们却信以为真,硬要把这一理论幌子当做奋斗的终极目标认真去干,去推翻这些“革委会”。这正触及了他们讳莫如深并无法自圆其说的痛处。他们便只能在恼羞成怒之际大开杀戒了。   另一个使他们深感危险的是,省无联们运用的又正是他们一再宣扬的马列主义体系,他们研究马列主义,研究毛泽东思想,却用这一武器去批判了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现实。这更使他们痛到刻骨铭心之处,因为这不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撕下了毛泽东思想的“皇帝的新衣”,而且任其发展下去,他们便会失去对马列主义教义的任何解释权,他们是决不能容忍群众与他们分享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权力的。因为分享便打破了垄断,从而跨出了平等的第一步,从而形成一种民主的多元政治的势头。因此,他们必须杀掉任何一个手执马列经典向他们挑战的人,从而建立教义恐怖与精神暴政。他们要通过对省无联的杀戮向全国造反群众宣告:中央不允许你们有自己的理论头脑与对马列主义的解释权,否则格杀勿论!   透视一下省无联们的理论追求,也不难发现为康生所指责的“极右实质”。当杨曦光们把90%的共产党干部作为一个腐朽的,应当被推翻的“红色资本家阶级”;把毛泽东及“文革派”夺权后的“革委会”说成是“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时,省无联已完全走到了整个中共制度--包括政府派和文革派--的对立面,这时,尽管幼稚的杨曦光们憧憬的政体只是一种纯而又纯的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权,但对中共来说,自然是极端的反革命的,是必然通向多元政治或资产阶级民主的--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省无联的极“左”思潮给中国文革思想史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璞玉含沙,良莠混杂的思想史料。 注 解 〖1〗 见广州《一月风暴》第23--24期合刊,1968年3月。 〖2〗 康生同志谈湖南省无联,1967年1月24日晚,原载广州《八五》,1968年2月。 〖3〗 同上。 〖4〗 〈“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载《中国之春》1990年12月号。 〖5〗 杨曦光《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p.7。 〖6〗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简称〈十六条〉。          ∞ ∞ ∞ ∞ ∞ ∞ ∞ ∞ ∞ ∞                中国向何处去?              (一九六八年元月六日)   注:这是一份征求意见搞,现在公开发表是否适宜?是否能代表《“极左派 ”公社成立宣言》?怎样进一步修改?请阅后把意见详细写在每页右边空白处,请于廿日前将本稿退还发行者。 ——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  1968年1月12日   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到七、八月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了“进行到底”的希望,一切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观念都被抛到一边去了,但是十月以来出现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改良主义逆流,“第一次文化革命结束”的阶级妥协空气,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感觉敏锐,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极左派”公社成立首先就是为首回答这一严肃的问题的。   要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认真总结一九六七年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所创造的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主要是“一月风暴”和“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经验。 一.科学的预见   当代的中国是世界矛盾的焦点,是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举足轻重的重大课题,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同志表面上只作了抽象的预见,当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以雷霆万钧之力从东方兴起的前一刻,毛主席以他气吞山河的无产阶级伟大胸怀向世界宣告,全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的宣言”,正是这一句话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群众中猛烈开展的正式开始,同时也是毛主席“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势”(红旗1967年第三期社论)——即类似巴黎公社式的政治机构,一月革命中毛主席又提出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名称,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最后结果,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方向去!但是革命当时只发展到很低级的阶段,这一历史的局限性使人民几乎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毛主席指出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终极目的,大家都把毛主席的这句话当作一句一般性的赞语而渐渐淡忘了。   文化革命还没有正式开始时,毛主席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已经把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勾画出来了,而一般人都把五·七指示的描写当成空想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大家都认为目前把五七指示作为我们最近的奋斗目标是不实际的,现在还只有知识青年还念念不忘五七指示,大叫大嚷要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奋斗,因为他们明白五七指示所描绘的那种不同于现在社会的新的社会才是他们得到解放的社会,但是知识青年中不少人也认为不久的将来要实现五七指示描绘的那种社会是不实际的,与其说他们是为实现五七指示而充满信心地奋斗,不如说他们大肆宣扬五七指示只不过是一种对现实不满而进行的自我安慰。   毛主席的科学预见在人们脑子里留下的是空想的印象,这时和阶级斗争还没有发展到十分尖锐和高度阶段这一事实相符合的。现今的中国由于新的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向代表阻碍历史前进的生产关系的腐朽阶级进行斗争,并必然导致社会大革命,新的社会必然在烈火中诞生。这种客观规律就是毛主席的科学而不是空想的预见的坚实基础,而人们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这种规律,那当然就会出现科学预见给人们留下了对美好将来的纯粹空想的现象!人们认为中国将和平过渡到五·七指示所描绘的社会去。实际呢?“和平过渡”只不过是“和平演变”的别名,它只会使中国离五·七指示描绘的“公社”越来越远,;离苏联现社会越来越近。毛主席提出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派的权”就解决了怎样向公社过渡的现实途径——必须是以暴力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解决政权问题。否则,不谈夺权问题,不谈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而去空喊实现五·七指示,那确实是“乌托邦”的空想。 二.一月革命风暴   列宁曾有一句伟大的名言:“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结底,是阶级变动。因此提高群众觉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这些革命中发生了和正在发生怎样的阶级变动。”让我们遵照着这一教导来分析一下一月革命中发生的阶级变动,以揭露那些用革命誓言愚弄群众的行为。   大家都知道一月革命中一个最大的现实就是90%的高干靠边站了,当时从湖南来看,张平化、章伯森、华国锋之流的权力小到零,从中央来看,财政部,广播局等部门纷纷夺权,李先念、陈毅、谭震林之流以及代表他们的周恩来的权力也大大下降,当时的财产到谁手里去了呢?到组织起来自己掌管城市、工业、商业、交通等等的(党政财文大权)充满着无限热情的人民手里去了。社论所号召的”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掌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自己管理城市、工业、交通、经济真正实现了,一月革命风暴在一个短时期内由官僚们手中转到了热情澎湃的工人阶级手中。社会忽然发现,没有官僚自己不但不会活不下去,反而活得更好,发展的更自由,更快。并不是象官僚们在革命前吓唬工人们的那样,“没有我们,生产会崩溃,社会会混乱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实际上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常出,铁道部垮了,运输照常进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们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是感觉得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   这就是一月革命中阶级变动的真实内容,这一个短暂时期内实际部分地区不很彻底的实现了“中华人民公社”的内容,社会处在一种类似巴黎公社的“群众专政”的状况。一月革命风暴告诉人们中国要向着一个没有官僚的社会去,现在90%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使他们绝大部分,在一月份靠边站了。90%的高干在一月革命风暴中靠边站这决不是“群众”的过失,“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为恶最甚的人得到了必要的惩罚,“罚不当罪的极少”,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和暴发的对他们的愤恨初步告诉人们,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用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要实现“中华人民公社”就必须推翻这个阶级。   一月革命风暴是革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伟大尝试。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正是在这一伟大时刻被提出来了。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就指出了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罢官革命,揪人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化革命,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联系一月革命风暴的事实,这个被推翻的阶级就是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毛主席1965年1月25日〈关于李正人蹲点报告的批示〉)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在这里,不能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都以不大具体的萌芽状态在一月革命风暴的后期被社论提了出来,应推翻的腐化阶级,应砸烂的旧的国家机器,甚至人们根本不敢异议的社会问题也被提了出来,这一伟大发展是一月革命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出的勇敢和首创精神的必然结果。   一月革命中触及到的制度、政策、方针问题主要是合同工、临时工这种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和修正主义的上山下乡运动。   目前,“极左派”必须组织人好好总结研究一月革命风暴创造的极其丰富的事物,这些新事物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雏形。 三.革命委员会   为什么极力主张“公社”而毛泽东同志在一月份突然反对“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这是革命人民所不理解的。   预见了“公社”是第一次文化革命必须实现的政治机构的毛主席突然提出“叫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必然是曲折地前进,必然要经历“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样一个长过程。   为什么不能立即建立公社。   革命人民还只是第一次进行推翻强大的敌人的尝试,革命人民对这场革命的认识还是何等肤浅啊!不仅没有自觉的认识到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构,触动一些社会制度,而且连对敌人是一个阶级都认识不清,罢官革命,揪人革命论统治着革命队伍。“群众的智慧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果实归根到底是由资本家阶级拿去了。”(共产党宣言)   任何一次革命都必然触动军队,中国既然已经形成了红色资本家阶级,军队当然不能脱离于这现实之外。而一月风暴根本没有触动一切革命的要害问题——军队问题,可见革命还是何等的不深入,还是处在何等的低级阶段,而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也是与这种不高级的革命阶段相适应的,也是处在一种很不成熟的阶段。   在这种不可能彻底胜利的时候,要想立即夺取真正的胜利,那是左倾冒险主义,遵照资本家阶级把革命果实夺取过去的必然性,使人民在更加高级的阶级斗争中,锻炼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通过革命的来潮和退潮,准备夺取最后胜利的力量,这才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如今称之为战略部署)否则,在群众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是要在中国实现“公社”的时候,建立“公社”就会变成徒有其名,而实际上是和现在革委会内容一样,由资产阶级篡权的假“公社”。   因此无产阶级的伟大统帅毛泽东同志毫不犹豫地违背了幼稚的革命者关于公社立即建立的幻想,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即战略部署)一方面提出了军队“支左”的号召。“支左”其实是毛主席进行军队文化革命的巧妙方法,为了避免直接开展军队四大将出现的军内走资派向无产阶级怠工破坏、抵制所造成的损失,就号召军队支左,表面上军队没搞四大,实际上让部队参加了地方四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与其说是支左,还不如说是教育部队,搞军内文化革命。另一方面革命委员会在全国各地逐步建立起来了。   三结合就是革委会的具体内容,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毛主席八九月份总结一月革命和八月国内革命战争得出的“群众专政”的伟大理论,就证明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后决不是官僚和陪衬的群众的三结合专政,而是“群众专政”。但是如前所述过渡形式是必须的,否认过渡形式是左倾空谈主义。 四.二月逆流   一月革命的猛烈和深刻,使官僚们等不及忙忙篡权了,他们一反常态,采取了最急切的残酷镇压手段,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一月革命中90%高干靠边站这一“财产权力再分配”的深刻性。二月逆流的惨状也证明了毛泽东同志“不能立即胜利”的预见的正确。   “红色”资本家阶级在二、三月几乎占了压倒的优势,财产(生产资料)和权力从革命人们手中被夺回到官僚们手中,早春二月是龙书金、刘子云、章伯森、华国锋以及全国的官僚和他们在中央的代理人权力无限大,那时就是他们飞黄腾达的时机,而革命人民的权力下降到“○”,并大批被投入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公检法控制下的监狱。   中国“红色”资本家阶级目前的总代表——周恩来在二、三月的胜利面前利令智昏,匆匆忙忙地妄图在全国各地立即建立革委会,如果让资产阶级企图实现,无产阶级的退却就会退入坟墓,因此中央文革不等革委会全部建立就在三月底发出了反击的号令。从此伟大的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开始酝酿。   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革命进入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就是真正开始触及到军队问题。革命人民在一月革命风暴时对军队问题想得很幼稚,认为只要地方上走资派推翻了,部队就可以遵照毛主席自上而下的命令和革命人民相结合镇压走资派,二月逆流中的血的事实告诉人民,单纯自上而下的命令并不能把毛主席的意图贯彻到部队中去,军队走资派的利益和地方走资派的利益的一致决定了它不可能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必须自下而上搞军内文化革命,依靠人民革命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改变官僚控制军队所造成的军民对立状况。   二月以来的斗争把军队的严重问题摆到了广大群众面前(以前只讲在毛主席少数人面前)这就使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问题逐渐具备了条件,科学地预见了在“公社”这一新社会中的军事力量不同于现在的军队,二月以来的斗争使毛主席的这一思想逐渐掌握了群众。 五.八月局部国内战争   一月底以来,造反派论述军队的文章可谓多矣,过去所发生的全国性大规模武斗和四川等地的局部战争这一新阶段的开始又使论述军队问题的文章增加了“战争”,武装夺取政权的色彩,这是无产阶级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造的政治思想逐渐成熟的多么可喜的现象。   这许多论述军队问题的文章由于当时的历史的局限,因此还非常不成熟,有很大的缺陷。但是这些文章是新事物,会被历史证明是具有意义的事物。   恩格斯在谈到空想社会主义时说得何等好啊!“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到的。”   论述军队问题文章的精华有两点:   (一)看到了现在军队和解放前的人民军队有了变化,解放前的军队是和人民一起去推翻帝官封的。军民关系象鱼水一般,解放后由于革命对象从帝官封变成走资派,而这种走资派在军队内是当权者,因此一些部队在革命中不但改变了解放前军民血肉一般的关系,甚至变成镇压革命的工具。因此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成功就必须使军队来一个根本的变动,“极左派”在毛主席一句语录中为自己的思想找到了根据,毛主席在同年五月指出军队住进营房后,脱离群众了。   (二)看到了在今天革命人民要战胜武装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必须经过国内革命战争,八月份无产阶级和“红色”资本家阶级的大规模武斗和局部国内革命战争证实了他们在八月份的预见,八月局部国内革命战争创造的经验更是史无前例和丰富伟大。出乎一般庸人的意料之外,历史竟是按着“异端邪说”所预见的方向发展。不可想象的大规模抢枪事件随着历史发展的步伐合乎规律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军队直接参加(在江西杭州等地是军队直接打)的局部国内战争暴发了:人民在八月暴发出的创造精神和革命热情更是使人感动之至。抢枪成为“运动”所表现出的规模之大,革命战争的威力雄壮,在那一瞬间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城市在一个短时期内处在一种“武装的群众专政”的状况,大部分工业、商业、交通、城市管理的大权又从章伯森、华国锋、龙书金、刘子云之流手中转到了武装的革命人民手中,革命人民从来没有象八月那样以创造世界历史主人翁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小学生自动充当交通警卫工作,指挥车辆的英姿,湘江风雷、红中会等群众组织直接控制部分财经大权的自豪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八月是革命群众自治的权力迅速增长的时候,官僚们的权力又降到了“○”第二次短暂的不稳定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出现了,社会又一次实现伟大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尝试,人们又一次把五、七指示中提出的“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工人、农民、学生都要学习军事”的问题进行了解决的尝试。一月革命是没有这个尝试的。军队在解放前就是一个把军学、军民、军农、军工兼起来的与群众关系极好的一个大学校,这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前一刻就总结了,为什么解放后十几年又重新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搞好军民关系的问题呢?如前一节所述,是因解放后军队起了变化,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群众,因而这个问题自然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八月风暴伟大的创举就是一个由革命人民自己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出现,这种力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专走资派的政)的真实力量。他们与人民是一致的,是共同为推翻“红色”资本家阶级而斗争的,而军区这一官僚机构垮台,人民不但不悲叹,反而欢呼起来。不象以前那样以为没有他就不行,这一事实又使无产阶级能够比较实际地预见中国的军队向何处去?预见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的武装力量的情景,可以断言,中国将是象一个军就是民,民就是军,军民打成一片,军队摆脱官僚控制的社会去。如果说一月风暴提出了第一次无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纲领的话,八月风暴就不但充实丰富了这个纲领,而且解决了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 六.九月的转折   正在人们欢欣鼓舞,勇猛向前,大言不惭地谈论着“彻底胜利”的时候,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看到了地平线上的新危险。让我们来看看这种新危险的内容吧!一方面,由于“二月镇反”的露骨,所以“红色”资本家阶级失利的必然性连他们自己也敏锐地感觉到了,从五月份起,中国的“红色”资本家们就改变了策略,不少的地方出现了一股干部“亮相”风。东北的宋任穷,湖南的章伯森,一个又一个的红色资本家,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吸血鬼,忽然对奴隶的革命斗争表示出“热情”,他们纷纷亮相支持炮轰军区的革命群众,由于这时革命人民没有把走资派当作一个阶级去推翻,揪人革命论,罢官革命论仍旧统治着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大家都认为文化革命是清洗单个走资派,利用一部分革命领导干部(即官僚)去打击另一部分官僚,因此大大小小的章伯森的这一手就容易地骗取人民的信任,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篡夺八月风暴的胜利果实是必然的这一客观规律,同时二月以来由于资产阶级的匆促镇压和无产阶级的迅速反击使向“公社”过渡的中介时期——革委会的专政实际上还没有开始,而没有一个过渡时期来让骗取人民信任的“红色”资本家来镇压人民,使人民在血的事实中认识到走资派是一个阶级,因而接受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纲领,那彻底的社会革命就不可能实现。   另一方面,要实现五·七指示实现军队变动的要求就要把野战军内的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让野战军“支左”,实际上搞野战军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没有开展野战军内的全面“支左”前,要求立即胜利是左倾盲动。   还有,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农村如果不来一个革命的风暴,那任何一种“夺权”都不可能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工厂办农场,农村办工厂就预示着在新的公社中工农、城乡差别要比现在小得多,而这种缩小就要发动农民运动,靠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人民这一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来实现, 在农民运动没有起来时就要求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也是空谈。在彻底胜利实际上不可能时,马列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揭露“彻底胜利”的叫喊的虚伪性。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大权在手的话,就必须利用权力禁止人们叫嚷,煽动“立即推翻革委会建立公社”,以免“公社”这一光辉的名字被名不符其实的现象沾污。同时党内军内的资本主义官僚阶级在八、九月份开始大举向中央文革怠工和进行破坏,他们故意制造军队的混乱造成经济等方面的停滞。一个军队高干向中央文革的公开狂妄叫嚣,就是他们的八九月份的总方针,“中央文革还要不要解放军?不要我们就打起背包回乡去。”“中央文革把军队老干部搞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在这一系列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极大的发展,有很大的出路可以退却而不至于退入坟墓时,同时又不可能立刻取得彻底胜利的情况下,为了巩固已得的成就,稳定资产阶级,不至于他们狗急跳墙,英明的统帅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不顾性急的革命者要求胜利的幻想在九月以后作了大幅度的退却,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治形势——革委会或革筹小组建立了,向公社过渡时期——革委会统治时期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真正开始了。   这次退却的幅度之大是空前的,九月份以来干部政策的无限放宽实际上是向走资派的一个大幅度的让步,让他们上台,具体的突出表现就是对陈再道的处理,主席甚至说他学习的好,可以出来工作。   但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大大加强,这次退却没有遭到二月份那次退却所造成的“溃退”,资产阶级这次不能象三月那样几乎一口吞下革命等等。湖南炮轰周恩来的革命力量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还成立了省无联,在某些方面,向前有了发展。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成长壮大的证明。   革委会中的资产阶级要篡夺无产阶级在八月份的胜利果实由“群众专政”又重新变为官僚主义统治首先就必须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工人阶级手中的枪支是使工人权力无限增大,对资产阶级致命威胁,弁产生对工人掌握枪支的恐惧心理。革命人民出自自发的对官僚们的篡夺胜利果实的仇恨,喊出了响亮的革命口号:“交枪等于自杀!”并形成了一个自发的全国的为武装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群众性“藏枪运动”。   八月的抢枪运动是伟大的,它不仅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空前而且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把全民皆兵变成事实,文化革命前官僚们不敢把枪支真正交给人民,民兵不过是官僚控制武装力量的一种装饰物,它决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武装。而是官僚手中驯服的工具。而抢枪运动,群众第一次不是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靠革命人民自己的暴力从官僚手中夺取了枪支,这是工人第一次掌握的“自己的”枪支,毛主席“武装左派”的令人兴奋的号召就是工人阶级这一勇敢的高度集中,然而九·五命令的下达又使“武装左派”成为一纸空文,工人阶级的武装被解除了,官僚们又重新复辟。 七.无产阶级在政治思想的启蒙   一九六七年七一社论提出了党的建设的问题。七八月份,在激烈阶级斗争中,极少数的“极左派”提出了“极左派应有自己的政党”的要求。需要革命政党的基层组织来实现毛泽东同志的共产党的领导,以带动人民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完成第一次文化革命的任务。就这样由运动初期北京个别知识分子重建马列主义小组的空想第一次变成了战斗的无产阶级实际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   阶级斗争几个月以来进入了比较高级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这个阶段,革命人民已经积累了两次“财产权力再分配”(一月革命,八月革命)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就是一月革命提出的第一次文化革命的纲领,在中国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还有八月风暴提出的逐步实现军队的革命变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九月以后的反复和较高级的斗争还告诉革命人民,为什么一月革命和八月革命都没有取得彻底胜利,为什么搞了这么久革命胜利果实终究被资产阶级官僚们拿走了,到处是一片复旧的景象。资产阶级又重新夺回了八月份丧失的财产和权力。一月革命,八月风暴中无产阶级表现的勇敢首创精神几乎被磨灭和吞没,大规模逆流的出现告诉了人们,一切对资产阶级官僚的幻想,对自己力量的不信任都必须彻底抛弃,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必须实行。   但是革命委员会是“罢官革命”的产物,湖南罢了张平化,刘子云的官,并没有消除新的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尖锐对立,而是新的形势革筹小组和省无联所代表的人民大众的尖锐对立表现出来,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又出现了。彻底稳定的“财产权力分配”并没有实现。罢官革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使文化革命前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逶迤曲折地变为资产阶级官僚和几个陪衬的群众组织代表人物的另一种资产阶级的统治,而革命委员会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   光罢几个人的官还是不能够解决问题,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行不通,改良主义的结果——革委会或革筹小组,又实行新的资产阶级专政,又激起人民更猛烈的反抗。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湖南等一切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筹小组的地方就证明着这个教训。中国不能向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向去,那是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只能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所宣告的“中华人民公社”的彻底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去。   而要使人民懂得这真理自己下决心来干,而不是我们替人民下这个决心“忽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为“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比胜利更甚——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毫不中用。并使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到工人阶级解放的真实条件。”(恩格斯)革命往往要实行各种改良主义的不彻底的道路,只有在各种万应灵丹行不通时,革命人民才会下决心走那条最痛苦的破坏性最大但也是最彻底的真正革命的路,革委会这一过渡时期的斗争必然会使人民大众对心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万应灵丹彻底抛掉幻想,毛主席说:“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需旁人过早地去丢菩萨。”革命人民不久的将来必然会用自己铁的手腕把自己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新生的红色政权”捏得粉碎。   九月份以来的斗争的阶段就是在这一点上教育着人民的新生的阶段。   由于斗争实践有了丰富的经验和进入了高级阶段,中国革命人民的政治思想成熟过程也进入了高级阶段,新思潮(被敌人骂成“极左思潮”)“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废除官僚机构”,“彻底砸烂国家机器”等等道理,以敌人眼中的“幽灵”的姿态在革命人民中徘徊,革命群众夺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政治思想武器,开始以新的状态在“极左派”中出现。在中国进行新的社会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将逐步使群众从过去各种矛盾中醒过来,革命人民在实践中逐步开始懂得为什么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革命,革命斗争开始由自发进入自觉,从必然进入自由。   九月以来的斗争的高级阶段还出现了如火如荼的知识青年运动的高级阶段和合同工,临时工的新的斗争,这对于处在启蒙阶段的“模糊思想”来说,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它吸收了这一部分坚决的革命力量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发强烈要求,对于中国社会矛盾的较深刻的了解,填补了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中“新思潮”的对社会矛盾极不了解,脱离实际的缺陷。   当革命人民由盲目进入政治思想上的启蒙阶段时,当毛泽东主义在群众中形成独立的鲜明政治思潮和政治势力开始逐渐变成事实,毛泽东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组织和建立就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毛泽东同志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在新的历史中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建党原则“党组织应该是无产阶级先进份子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一领导人民大众推翻今天的阶级敌人——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毛泽东主义党(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原则的提出,证明要完成第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设成五七指示所描绘的“公社”,原有的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来一个革命性的变动。而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召开,预计不能彻底解决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按现中央发布的恢复,整顿,重建党组织的规定所出现的政党(如果能够出现的话)必然是为革委会中篡权的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九大的召开只不过是地方“革委会”这种过渡时期在中央的一种反映,这就决定了“九大”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何处去的问题)。   当真正的稳固的胜利逐渐成为可能的时候,如下几个问题就提到突出的地位来了。   ① 革命的不平衡性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夺取真正彻底的胜利,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的可能性就成为革命能否迅速深入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不象在前一段是盲目的自发阶段,不平衡性对于革命的发展并无举足轻重的作用那样。   ② 真正要推翻新贵族的统治和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就必然要触及到十七年怎么评价的问题,这也就是从根本上教育人民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终极目的是什么的大课题。   ③ 真正要使革命胜利,就是要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对发生了“阶级大变动的新动态”的中国社会重新进行阶级分析,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团结朋友,打倒敌人。   这一系列新问题都由江青同志在1967年11月12日讲话中提出来了,江青同志这个讲话宣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阶段的开始,这个重要讲话虽然讲的是文艺界,但“文艺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中国文艺界欣欣向荣,如火如荼的斗争就是中国革命将要走的方向,江青同志的讲话实际上告诉我们前一段革命不论采取批判工作组反动路线,反击二月逆流,基本上是搞文化革命中的问题,是搞庇护十七年的五十天的问题。是刚把资产阶级护身符搞了一下,真正的革命,搞十七年的革命基本上未开始,目前应该进入触到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阶段了。   江青同志提出的不平衡性,十七年和五十天的关系,重新组织阶级队伍(阶级队伍的先锋就是革命政党)的指示和林付主席10·24指示具体的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要朝着把第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方向去,决不能朝着收场,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去,戚本禹同志指出“江青同志十一月九日十二日讲话当中总结了一年来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大大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实际上指明了伟大的11·12讲话,10·24指示是我们一九六八年全年进行革命斗争的唯一总方针。   对于江青同志伟大的11·12讲话中谈到的三个问题,我们以后将另外具体阐述(第三个问题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重新组合问题)。   10·24指示等于宣布湖南成为全国革命斗争的先锋地区,而湖南省无联的产生发展,就成为九月以来无产阶级成长壮大的突出代表。省无联实际上是积累了一月革命风暴群众专政的形式——文攻武卫指挥部(民办的)的经验而产生的,它是一个比一月和八月更高级的群众专政权力机构,它相当于苏联一月革命被资产阶级篡夺时期的苏维埃而省革筹又相当于当时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无联与省革筹的对立,这就是新的“两系政权并存”的局面,而实际权力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省革筹手里。   省无联是可以和苏维埃比美的新生幼芽,它是比一月和八月更加成熟的“公社”的雏形。不管资产阶级怎样交替使用镇压和怂恿第三势力活动的改良主义手法,省无联这一真正的新生红色政权必定会在大风大浪中不断成长和壮大。 八.驳反动的“二次革命论”   目前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严肃问题的回答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反动的“二次革命论”,人们的思想混乱到极点,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只能搞成这个样子,只能等待第二次革命了。”大革命失败后,公开的军阀割据变成“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统治时期为了维护这种统治使他免于死亡,陈独秀的反动的“二次革命”就应运而生了。“二次革命论”用政权表面上的变动欺骗人们说“帝官封”被推翻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掌了权,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只能等待社会主义革命了。这种反动的思潮当时不但在全国的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甚至在共产党内也有相当大的市场,但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帝官封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所规定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解决,所以尽管有貌似强大的二次革命风行一时,但是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更加猛烈和深入进行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同样,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所要完成的任务是由引起这次革命的社会矛盾所规定的。这些社会矛盾所要规定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不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结束。   如前几节所述,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目前,中国社会的这个基本矛盾是否解决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否达到了呢?   如前所述,政权形式表面上有了变动,由旧省委、旧军区变成“革委会”或“革筹小组”,但是“新政权”仍然是旧官僚在里面起主要作用,旧省委与旧军区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四十七军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只是以省无联和“新政权”的矛盾这种新的表现形式出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所必须实现的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必然实现的军队的变动,建立公社等等根本性的社会变动都没有实现,当然这种“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在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中都局部和暂时的实现过,但是,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都基本上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果实(胜利果实),社会改革终于流产,社会改变没有巩固和彻底的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并没有到,正如群众所说的一样:“搞了半天还是老样子”。   引起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暴发的基本社会矛盾,既然没有解决,而是以新形式发展的越来越尖锐,因此虽然有貌似强大的反动的,“二次革命论”统治着思想界,用政权形式的表面变动欺骗群众,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和猛烈地向前发展,仍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篡权的资产阶级想以二次革命论腐蚀革命人民的反抗,谁支持他们统治的阴谋必然破产,正如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救不了蒋家王朝的命一样,也如强大的宗教思想的统治不可阻挡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瓦解和崩溃一样,新思潮(极左思潮)虽然目前还不成熟和十分弱小,但是它打败貌似强大的传统观念和腐朽僵化的二次革命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资产阶级总是把他们统治的政权形式,描绘成为全体人民服务的世界上完美无缺的东西,新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右派的猪狗们如今正是这样抽掉“革委会”的临时二字,肉麻地吹捧,马列主义者必然毫不留情地揭露革委会镇压革命人民的本质,必须大力宣扬中华人民公社才是我们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这次文化革命必须实现的社会,必须大力宣扬革委会必然崩溃的趋势。   反动的“二次革命论”表现为形形色色的具体表现形式,有陈伯达同志早就批驳过的“新阶段论”,“左派转化论”,有露骨的还原论和收场论,还有盛行一时的文化革命第三年收尾的谬论等等,江青11·12指示,林彪同志10·24指示就是对反动的“二次革命论”以迎头痛击。有些人指责我们想一步达到共产主义,想立即消灭阶级和三大差别,说毛主席预见的巴黎公社的政权形式是空想,他们说,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这一切都是不现实的。   这些人是故意歪曲,我们决不是想立即消灭阶级,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灭三大差别,这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确实是不可能实现的。那只能作为我们最高纲领,而不是最低纲领。我们的最低纲领是要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缩小三大差别,当然不可能消灭剥削阶级。不可避免地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以后,又会产生新的阶级变动,正是那种新的阶级变动又引起新的社会改革这样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正如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推翻帝、官、封在中国的统治,而并不可能消灭新的剥削者产生的可能一样。   这样指责我们的人们无非是说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社会不可能发生新的飞跃,财产和权力不可能“再分配”,只能来点改变,健忘的先生一月革命和八月风暴已经创造出的(尽管是暂时的和局部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和整个社会质的飞跃,不是早就把你们散布的灰色的取消主义论调撕得粉碎了吗?   由于无产阶级的干部在政治上还没有成熟起来,革命人民还没有自然地产生具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因此所有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声讨我们要把一切干部靠边站,说我们不要干部,这是由于目前不少人对官僚还存在幻想的原因。他们没有把一月革命,八月风暴的感性知识提高,他们还是认为没有官僚,社会将要“崩溃”。我们确实认为90%的高干要靠边站,最多只能作为教育团结的对象。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独特的“自己的利益”的腐朽阶级,他们与人民的关系,已从过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变成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他们大多数自觉或不自觉向往资本主义道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这个阶级的统治已经完全阻碍历史的发展,是不是可以不推翻这个阶级而劝说他们放弃高薪等资产阶级法权的既得利益,由走资本主义道路变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呢?无产阶级确实一直在这方面努力,毛主席向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的大幅度退却,就是这种努力的集中表现,但是他们一次比一次疯狂的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自己把自己推向了断头台,这一切都证明了历史上没有一个腐朽的阶级会愿意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在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中,这个阶级将被推翻,这已被一月革命,八月风暴出乎庸人预料的巨大的变动以铁的事实证实了,起而代之的是在推翻这个腐朽阶级的斗争中革命人民自然形成的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他们是公社的一员,没有特权,在经济上与一般群众一样的待遇,可以随时根据群众的要求撤换。这些新的有权威的干部还没有出现。   但是必然随着革命人民政治思想上成熟程度的不断提高而自然产生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成熟的必然结果。 九.驳“左”倾一次革命论   革命队伍一些幼稚的革命者提出文化革命没有一次两次之分,要一直搞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就是这种“左”倾的一次革命论。有这种思想的人很少,他们的缺陷是政治水平不高,毛主席关于过渡时期,将分成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理论就是对他们的最好开导,革命还是要分阶段的,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也是阶段革命论者。   “左”倾一次革命论者没有提出第一次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因此,他实际是降低了我们现阶段的任务,使革命人民不能为完成这一阶段能实现的目标充满信心地去斗争,因此也是有害的,必须纠正。   中国向何处去,也决定着世界向何处去。   中国必然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新社会去。   把革委会专政当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最终目的,中国必然会走向苏联已经走的那条道路,人民又会回到资本主义的法西斯血腥统治下!革委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因为今天的时代是以毛泽东主义为伟大旗帜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下坡路,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上坡路,走向全世界胜利的伟大时代。今天的世界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世界。在这场具有空前伟大意义的伟大革命时期,在这一泻千里的时代“必然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许多目前人们还意料不到,但又完全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奇迹”!(陈伯达3·24)。   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胜利和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灭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革委会被推翻,“中华人民公社”诞生这一震撼世界历史的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必定到来。   “极左派”公社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我们公开宣布: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公社”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革委会的资产阶级专政和修正主义制度才能达到。让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在震撼世界的真正社会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试看明日之中国,必然是“公社”的天下   毛泽东思想万岁! □ 原载《广印红旗》一九六八年三月 (第六章未完,下期待续) ———————————————————————————————————— 本期责任编辑:     华新民(美 国) 〈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     钟 超(美 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荣 刚(美 国)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李健民(澳大利亚)〈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赵 桦(美 国) 〈cnd-cm@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 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 波(美 国) 〈cnd-cm@cnd.org〉 ———————————————————————————————————— 如需获取关于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GB,HZ或GB-UU编码版)以及 CND提供的其它免费服务的详细步骤和有关信息,请致信〈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HXW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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