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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mail-masked] Li <[email-masked]>
Date: 30 Dec 1993 05:33:21 GMT

关於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一点假设性看法 II

四、国民性
    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各式各样关於国民性的说法，有些说法暗含
著扬己抑人的味道，但是也有些可能是恰好相反。譬如，有些人会强
调中国人是多麽重孝道、讲礼、重仁义道德、勤俭、谦和、富有人情
味; 而西方人却是多麽功利、好竞争、缺少人情味、没有贞操观念、
生活放荡、目无尊长、缺乏家庭伦理等。另一些人却可能会说中国人
像一盘散沙、自私自利、保守、不宽容、懦怯，而且缺少：公德心、
理想主义、进取精神与法治观念; 而西方人才是讲礼、守法、理性、
勇敢、进取、宽容等。然而，正是这类常见而又莫衷一是的泛泛说法
，凸显出有关国民性概念的一些基本问题。它们往往被批评为只是一
些刻版印象或迷思(myth)，而不是在适当观点下所做的严谨观察，因
此缺少充分证据; 或者，其指涉概念欠缺清晰性、系统性，因此并不
具有科学意义。从而，尽管坊间充斥著各式各样有关国民性的描述，
但是一般都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严谨的学者并不愿意从这样的角
度来讨论问题。
    然而，有关国民性概念的这些问题终究不能完全抹煞其作为社会
现象说明之重要环节的功用。一些错误或不妥当的说法只是提醒我们
必须要谨慎地进行关於国民性的探讨，以避免错误的结论，而不是禁
绝关於国民性的讨论。既然我们可以从个性来说明人的行为与际遇，
我们为什麽不能从国民性来探讨社会的发展过程呢? 只要我们相信文
化或其他社会与自然环境会影响到一群人的性格，我们没有理由否认
一个长期聚居的群体会发展出属於这群人的某些典型性格特质，也就
是所谓的国民性，而且这样的国民性必然有别於其他社群，因为其他
的社群又会有属於他们自己的独特环境与经历。
    当然，具体的国民性包括了许多不同的内涵，它是一种复杂、有
机的组合体。单从其中某些片面的特性来说，也许各社群间未必有明
显的差异，但是由於外显行为实际上是许多复杂心理机制所导引出来
的，所以群体与群体间的整体行为表现仍然会有相当的差异，足以显
示不同群体的性格差异。好比，我们到了西方社会，不管是欧洲、北
美，或是西方人在其他地方所建立的社会，像纽、澳、南非，我们都
可以感受到不同於东方的风味。反之，我们即使走到美、加、欧洲，
或其他世界，华人聚居的地方仍然透著一股中国风。印度人在西方社
会的聚居区，也不免总是透著印度风。这些差异可以说是文化特性，
也可以说是国民性，因为这些文化已经烙印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即便
物质环境改变，甚至制度改变，都无法完全将之消磨尽净。
    由於国民性实际上是一种复杂、有机的组合体，因此即使我们接
受了国民性的概念，但是要具体地指出某特定群体的国民性仍然有困
难，至少不像许多人所以为的那麽轻易可知。尝试对国民性做较完整
的描述，就像瞎子摸象一样，一不小心就会落入以偏盖全的谬误，或
者无法掌握其有机整体性。即使我们是身为中国人，对自己所属群体
的整体性格的掌握也未必能恰如其份，所谓「不识卢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作为中国人，我们凭著日常生活中的体验对於中国国
民性所产生的自觉，也许远不及我们因为是中国人而自我蒙蔽的程度
来得大。尽管如此，鉴於前述国民性对於社会发展、演变的深远影响
作用，我们还是需要努力去尝试了解我们的国民性特质，以期免於总
是在物质面、制度面，以及个人的层次做许多徒劳的努力，甚至造成
许多令人遗憾的悲剧。
    以下是个人对於中国国民性具体特质的一些假设性看法，限於所
学与资质，此处充其量只是就个人阅览所及与反省所得做一综括性的
检讨，错谬、不当必然所在多有，还有待大家共同讨论，以逐步□清
此一问题。

一、一元化的价值观
    即将生活的所有面向均纳入单一的价值系统之内，任何事物都只
能摆在此一单一价值系统中来衡量。
    传统社会的简单结构，特别是其简单的阶层分化情形，对於一元
化的价值观显然有显著的增强作用，因为人们会逐渐地把这种简单的
的层级化分视为理所必然。所以中国人常会说：「天无二日，民无二
王」，以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些其实都反映出一元化
价值观的特徵，其中蕴涵著对於不同事物的独特性与不可比较性的否
定。
    我们很难简单的说一元化的价值观是好还是坏。从对於人的心理
健康来说，一元化的价值观可能是有益的。人的许多痛苦都是源於心
理的矛盾，而一元化的价值观可以提高心理的统一性而减少这种矛盾
的发生机会。
    而一元化价值观的问题在於：它极可能会限制独特个性的发展机
会，只要是行为从这样的价值观歧出，则难免受到某种形式的制裁。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所以能严重限制中国菁英的脑力发展方向，正是
因为知识份子普遍接受了举业的价值。如果举业不成，即使能写出第
一流的文学作品或是严谨的科学研究著作，都还是被视为次一等的人
物。黄巢、洪秀全虽然被某些人视为是革命者，但是他们还是在举业
不成之後，痛定思痛才做出最激烈的反叛行为。
    过於严格的一元化价值观往往与泛道德主义及严厉的道德禁忌相
联。只要某些道德原则获得确认，与此相违或分歧的主张或行为就要
受到批判、制裁。譬如对妇女贞操的要求，在传统社会里往往非常严
格，这部分是因为人们在确立了传统家庭伦理的价值观之後，再难以
接受妇女可以为了追求自身幸福而做出不符合贞操要求举动的主张。
同样，因为我们有了民族主义价值观，就很难容忍任何依据其他理由
所提出的违反民族主义原则的主张。清末的洋务派尽管也致力於富国
强兵，却仍然受到保守派的大力打压，其中除了私人利益的冲突外，
也不外乎是由於他们的主张与某些僵硬的民族主义原则相违。
    从泛道德主义的倾向我们可以看出，过度的价值一元化会使人放
弃理性思考与判断，因为事情的是非已经非常分明、确凿，再无可疑
与可议的馀地。然而在异质社会里面，这样的心态是会平添许多困扰
的。异质社会中人们的想法、看法远较传统同质社会更为分歧，动辄
以一元化的价值观来评判，不是打压异己者，就是产生无谓的冲突。
很可惜，由於我们已经习於一元化的价值观，而且，既然一元化的价
值观可能是较适於维持心理的统一性的，因此，即使我们身处现代这
个庞大而异质的社会里，人们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抗拒走向多元化的
价值观，而宁愿让我们的社会继续因为此一原因而产生许多无谓的冲
突，或者把某些可以化解的冲突激化成流血的悲剧。只要人们能继续
为冲突寻找其他的「正当」理由，一元化价值观就不必接受检讨，人
们就可以继续依然故我。
    相对於中国人来说，西方人似乎较早触及多元价值的观念，早在
希腊时代，他们就已经讨论到诸神之间的斗争问题，诸神之间究竟应
以何者为尊，早已经是令他们困扰而必须不断思索的问题。诸神间的
斗争或不同价值间的竞争可能是永远无法化解、永远不能止息的，但
是，人们如果能逐渐培养一种多元化的价值观，就能够更理性地面对
这个世界、更务实地来应付现实生活。在这一点上，西方人似乎比我
们更早地得到了适应现代化世界的重要法门。

二、独断论的倾向
    独断论是如下的一种态度，即倾向於将先入为主接受的观念或主
张视为当然的、具有绝对权威的真理，不允许或觉得不需要对其有任
何的质疑、求证。
    其实，独断论恐怕是思考简单化的一种自然倾向，在任何时代、
任何社群都很容易出现。独断论的倾向在中古时期的西方也很强烈。
但是他们经历了像三十年宗教战争与法国大革命等惨烈历史变革以後
，已经先我们而觉悟到独断论的危害，并力图革除此弊。
    中国人的独断论倾向似乎因为传统哲学重直觉而少分析的特质而
少有被质疑的机会，也不曾因为观念战争而获得反省，以致於至今似
尚未能有彻底的觉悟。因此，当毛主席正当红的时候，无数的热血中
国青年即拥抱毛的思想教条，以为再也没有其他思想可以取代或有权
触犯毛的教条。即使贵为国家主席，只要被认定为违反毛所定的路线
，也一样要被斗倒、斗臭。被斗倒之人究竟犯了什麽滔天大罪，要受
那样的凌辱，如今看来，颇觉惘然，但是当初人们似乎义正词严，丝
毫没有疑虑过这样的问题。
    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独断论并不是特定政治立场者的专利。那
些批评当道的人士也未必能免於独断的倾向。主张民主化的人士有时
候会陷入一种狂热之中，以为一切乍看违反民主的主张或举措都是错
的，都是因为愚蠢或自私有以致之，而不再去理会国事的繁复与程序
的考虑。异议双方的独断态度很可能是会激化彼此间的冲突的。
    独断论与一元化价值观并不是同一回事，但是很容易两相结合，
因为两者基本上都是放弃深思、避免面对事务繁复性质的心态。而两
者相结合的结果，往往是使得社会发展停滞，许多的创新性思想、活
动都难免受到制裁。社会本有的异质性也被压抑。这种压抑或制裁某
些时候是出之以严酷、惨烈的方式进行的。
    我要特别强调指出，这些悲剧，看在不同时代背景或不同立场者
的眼中，往往并不能意识到此中一元化价值观与独断论倾向的作用，
而只注意到施虐者的残暴或险恶动机，把问题给局部化，把责任给特
定化。这种评断未必完全不当，却不够全面、彻底。结果则是遗留下
文化的祸胎，在往後的岁月里继续作用。

三、泛道德主义
    即将生活中的各个不同面向都从道德的角度予以判断、评价，以
进行抉择或反应。
    依据社会学的观点，道德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社会为了达到内
部整合 (integration)所建立的人际互动原则。只要有社会，就会有
某些道德原则。道德诚然可说是社会之所以维系的最重要基础，也是
个人所以为人的最重要精神元素。儒家伦理基本上也不外是一套道德
教训，而儒家在中国的地位也意味著儒家的道德条目为人们所普遍崇
奉。
    然而，对於道德的重视，如果又是以一元化的价值观为背景，很
容易流於泛道德主义的心态。中国显然是个强烈泛道德主义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里，事情的妥当性比较少从技术面、程序面来审度，而
总是以与道德尺度的依违程度来衡量。此外，泛道德主义者不但是喜
欢做道德判断，而且他们的规范尺度通常是很狭窄的，因为过宽的尺
度将使他们无从判断是非，而一元化的价值观则有助於建立一套狭窄
而明确的规范尺度。
    当然，这样的心态同样地会限制了理性化的发展，使得一切该归
於技术考量、程序考量的事物都化约到道德的考量之上。泛道德主义
与一元化价值观，作为小农经济社会的产物，反过来，也将这个社会
长久地拘禁在小农经济结构之下，难以突破。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有限的几次较重大的政治、经济改革，但
是几乎每次改革都会遇到强大的阻力，而抗拒改革者也几乎总是拿传
统的道德条目来驳斥改革的主张。宋代王安石在推动改革之际，不得
不大声疾呼：「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期启动
人心，接受改革的可能。但是他终究还是失败了。
    泛道德主义虽然强调道德，但是在这种心态的极端发展下，却也
可能产生一些并不合乎人道的现象。简言之，当某些人被认定为违反
道德原则之际，人们会觉得这样的人是不配得到尊重与礼遇的。人们
并不惯於从不同的角度对人做同情的理解，也不能基於对人性的基本
尊重而予人以最起码的尊重。同时，狭窄的规范尺度也使人们不懂得
宽容的可贵。
    当我们阅读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关於内战或国共斗争的记录时，
很难不为其中的流血场面动容。然而，这些残酷的史实只发生在晚近
的中国吗? 不，过去的记录也是一样。看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吧! 里
面连篇累牍关於战争、屠杀的场面，简直不忍卒读。我们有时候会觉
得奇怪，既然中国人的主导思想是儒家伦理，而儒家伦理是那样重视
「仁」这个概念，为什麽中国人有时候会显得那麽残忍? 难道我们有
一种叫人要残忍的伦理观念吗? 我想，事情应该不是这样的。尽管我
们看到中国社会里出现了一些残酷的景像，这里面除了因为生存竞争
的因素与某些特定情境下产生的过激情绪反应外，部分还是因为上述
泛道德主义与狭窄的规范尺度造成的不宽容心态。当我们觉得对方已
经触犯了最严重、最不可饶恕的条目时，我们也就不再存有多少怜恤
之情。然而，所谓的不可饶恕，从异时、异地看来，往往又有不同的
结论。
    也许该指出，中国人有时候又像是很能忍的，好比说，中国人民
往往能长时间承受严苛的专制暴政而并不反抗。这是不是表示中国的
人民很宽容呢? 我的看法是，中国人确实普遍是很柔顺的，这恐怕也
是一种典型的农民性格。但是中国人不常起来反抗暴政，部分是因为
他们很容易接受统治政权的正当性，同时他们并不明确知道自己应有
何种权利。此外，他们对於政治往往采取冷漠、疏离的态度，不愿意
费心面对政治议题，不愿意让自己平白陷入抗争的痛苦中。
    然而，忍耐终究不等於宽容。宽容比较是带有积极肯定的一种温
暖心情，比较是肯为对方设想、保持著沟通可能性的一种接纳。忍耐
如果是联结著对对方的冷漠、疏离，这样的忍耐是有可能转变成残忍
的。一旦到达忍耐的极限，便可能有不测之祸。
    我并不认为中国人普遍具有残忍性格，但是如果我们不勤於反省
自身的观念与思维模式，任自己的心灵陷於狭隘、僵固、教条化而不
知警惕，我们就可能继续犯下连自己都难以理解的错误。

四、欠缺分析性思考的习惯
    不论是一元化价值观、独断论或泛道德主义，从某个角度看，都
反映出「分析性思考」的欠缺，而这种欠缺分析思考的习惯恐怕与我
们太过强调「实践」、「实学」，以及过於依赖直观的认识方式的文
化特质有关。
    直观式的认识方式其实是一种浑沌的、综合性的认识方式，它有
它的优点，甚至必要性。今天人之所以还不能完全依赖电脑来行动，
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因为电脑在做综合性判断上还远不及人脑。但
是，如果人对事物的认识永远仅依赖直观，我们将很难察知事物的细
微之处。不但如此，久经累积之馀，後者也将对事物的全貌获得更适
切的整体了解。

乎应该力求矫正此一偏颇。

单化
    反省习惯
独立性：
    ―相互尊重
    ―相互依赖、怯懦
    ―依赖权威
    资源匮乏的危机意识
    不真诚
    不宽容
    家族主义、特殊主义、地域观念
    普遍主义或概括性规范
    中国人是不是比较自私？对於这样的问题很难有一概略的回答，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人先天的比其他民族，特别是先进国家的人，
更要自私。自私与否不应该是一种生理的特性，也很难相信他可以藉
著生理的因素而发展。但是不同的文化却可能促成不同程度的自私心
理，或者，不同文化可能促成人们不同的人际伦理，这不仅包括文化
中主要的意识型态对於自私或公益心的教训，还可能包括其他生活方
式对於一般大众对待他人的态度的影响。
    林语堂先生早已指出，中国人太重视家庭生活而相对的缺少公共
精神，但是林氏似乎对於家族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关系感到困惑，
因为他一方面指出重视家庭生活是个人主义的扩大，另方面却又宣称
在家族主义之下，个人主义难以开展，究竟家族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
关系为何，似乎不易□清。
    公共精神的缺乏有许多日常生活经验可资佐证，好比一般民众不
遵守交通规则、违规摆设摊贩、违章建筑、违规倾倒垃圾、随地吐痰
、乱丢纸屑与果皮、随意破坏公共设施、不遵守公共场所的规定、服
务态度不佳等。
    缺乏公共精神可能的原因至少包括以下两方面，一则是内心缺少
对他人，特别是对不认识的其他人的尊重与关怀; 更进一步说，是心
中没有别人，只有自己。充其量只有与自己关系较密切的其他人存在
，既然心中不关心其他人，他人的疾苦、感受，自己也就不易感受得
到，如果自己的行为造成对别人的伤害，也不会因此而有任何的不安
，这种人正是所谓的「麻木不仁」。□
    另一种可能的原因则是中国文化中一向缺乏对於抽象事物的思考
训练。一种普遍性的原则或规定，其实也就是一种抽象观念，这个抽
象观念究竟有何意义，必须习於在脑海里处理此种抽象观念才易於了
然。如果对於抽象观念缺乏领会，它就几乎等於不存在，或者比较缺
少实质的意义。因此，中国人常常藉著一些局部但实际的理由而忽略
普遍规则。举例来说，要一般的中国人开车的时候小心别撞到别人，
他们可能可以理解并且接受这样的要求。但是要他们在半夜无人时，
在红灯前面傻等绿灯再通行，恐怕就很少人能做得到了。在这里，抽
象观念明显地缺少意义，而这种缺少意义的情形反映出整个文化的倾
向。简言之，传统中国文化似乎相当务实，而较少对於抽象理念的操
作。
    当然，某些规则虽然基本上是依据抽象观念在运作，但是如果行
之久远，也可能逐渐变成人们心中习惯并且能接受的有意义的事物。
问题就在於，现代社会中的许多规则，对於中国人而言就是一些新生
的事物，因此一时难以习惯去接受它。今日的交通规则在相当程度上
是西方马车、汽车文化的产物，套用到中国来，一时自然难以消化。
    当然，也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麽日本人显得比中国人更能遵守
各项公共规则？这个问题自然不易简单的回答。不过，其中可能有两
个很重要的理由。一则是日本经过近千年武家政治，而且是一种类似
封建领主形式的统治。封建体制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可以将公共事物
的管理渗透到基层社会的细琐生活领域之中。特别是经由武士进行统
治，显然更具有强制力。反之，作为一个大一统帝国的中国，采取的
是郡县制，而且是由文官进行的统治，这样的统治网实际上并不容易
渗透到乡里、村社等基层单位，而只能停留在较高的层级 (如县) 或
在城市地区; 而其对於人民的管理，往往也只在某些攸关政权存亡的
事物上特别强调，像是税收、□役、刑法等，其他方面则不免显得松
弛。因此，相对来说，中国人可能比较没有机会被强制地在心灵里印
下普遍规则的概念，或者说被强制塑造出合乎公共生活要求的行为习
惯。这种发展对於公共规范与自律习惯的形成可能不利，而亦不利於
群体的效能。
    至於西方国家，不但有罗马法律的制订促进法治的观念，对於整
个西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即使就中古时代来说，若干中古欧洲城市除了发挥封建体制对
於小区域的管理的训练效果之外，部分城市发展成行政、立法与司法
自主的城市，锻炼人们参与公共事物的能力，培养出类似近代公民的
意识。
再者，□教会的礼拜活
动□也是促进公共关系□培养超越家庭范围的社区凝聚性的重要过程□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中国人缺乏对於普遍规则的重视□还可能和传统中国
社会的独立群式结构有关□简言之□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基本上是一个高度同质
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密切的□缺少分化的型态□不但是如此□每个小社区还和
其他的社区有相当的隔离□因此□人们只习於以特定的方式对待与自己有特定
关系的其他人□而不知如何依据普遍的规则与却乏特定关系的其他人发生关系
□而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人们也就比较不习惯接受普遍的□抽象的规则□因为
至少在处理人际关系的事物上□并没有这种需要□
    西方人在对於操作抽象观念方面所受的训练显然远胜中国人□早在古希腊
时代□哲学的发展就使得一般人有机会接触抽象观念□并且能够在关於哲学的
系统讨论中□深刻地认识到抽象观念的意义□其後基督教的思想发展也显然与
这种思考训练有关□再以基督教本身来说□它所提出的某些观念□辟如□博爱
□□□原罪□□□上帝□等观念□就是相当具有抽象性的□但是正因为它提出
了这些抽象观念□并藉著教会的强大力量来推广这些观念□使得西方人进一步
有机会学习接受这些抽象观念□以及其中蕴涵的普遍规则□法国大革命虽然在
某些方面是反基督教的性质□但是它实际上却从基督教的教义中汲取了许多营
养□

重要的是
□虽然我们的文化中对於麻木不仁的人

    中国人缺少公共精神□这是大家平常常可感到的□因此这种说法比较不会
受到反驳□但是如果有人指出中国人也普遍缺少自尊心□这点可能就比较少被
注意到□也可能比较不容易被接受□事实上这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特徵□也许
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中许多令人遗憾现象的主要原因□甚至上述缺少公共精神的
表现也与此有关□
    有自尊心的人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倾向於
坚持将自我认同那些自己认为好的做人原则□因此往往会有较强烈的责任心与
荣誉感□从而也会自律□自制□不愿意做那些有损自身尊严的事□反之□一个
缺少自尊心的人□要嘛过度谦卑□自抑□缺少自我的主体意识; 要嘛缺少责任
心□荣誉感□不但做事不愿担当□而且容易陷溺□往往需要依赖外在的社会控
制力量□才能避免逾越社会规范□如果社会控制力量减弱□缺少自尊心的人就
更容易做出逾越的事来□
    当然□有自尊心的人理论上说也可能因为抵不住肉体的种种欲望□以致於
无法坚持理念上视为较善的原则□在两者矛盾的情形下□只好出之以伪善□不
过□一个真正有自尊心的人□至少会要求一种内在的真诚□因为如果连自己都
明显感觉到是在□自欺□□将很难维持对自己的尊重□而内在的真诚是无法立
基於对他人的欺骗的□
    说中国人普遍缺少自尊心必须要从造成这种情形的结构原因说起□自尊心
的培养主要是要有两个要件□一个是个人要能获得充份的被尊重的经验□一是
要让人充分发现自己确有可贵□可尊重之处□一个从未获得他人尊重的人□要
能建立起自尊心来□几乎不可能□而中国社会正是普遍缺乏互相尊重的社会□
尤其就人格正在发展中的幼童来说□更是如此□
    在三纲五常的传统伦理中□对於与陌生人的关系缺少界定□也因此□对陌
生人自无尊重之必要□除非他具有另外的特殊身份□但是□就是在互相认识的
人之间□往往也一样缺少相互的尊重□在关系亲密的人之间□主要强调的是彼
此间的□亲□爱□而在有辈份差异或有隶属关系的人间□强调的则是□权威关
系□□在後一种关系中□虽然确实存在某种尊重□但却是片面的□只要求对尊
长表现尊重□反之□晚辈□部属则似乎可以不必给予尊重□充其量只需要给予
关爱即可□特别是在父母□子女之间□绝少有要求父母给予子女尊重的观念□
而子女在其成长期间正是其人格被塑造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没有得到充分的尊
重□长大以後即使可以得到较多的尊重□恐怕也难以在深心之中确立自尊心□
而较多的只是一种依据身份而来的定型权威关系□一旦离开了这种特定关系□
就不易找到维系自尊的依据□
    在中国社会里□我们常可以看到□在公共场所里头仪容□举止不端正的景
象□有许多成年人仍然喜欢做些幼稚的动作以取悦他人□这些表面的现象实际
上反映的就是缺乏自尊心□再从深一层看□
我们往往会遇见许多阳奉阴违的人□却不易看到做事情有
担当□肯负责的人□在与长辈□长官共事的时候□幼辈或部属往往过度谦躬□
少有人敢於与尊长据理力争□偶或有人与长辈□长官相争□又往往流於不敬□
能做到态度不卑不亢的可说极为稀罕□此外□如果果然有人胆敢与尊长相争的
话□他往往得到的不是较多的尊重□而是严厉的处分□以及其他平辈的妒忌□
这种负面的回馈□实际上正是压抑自尊心成长的一种结构或环境因素□
但是长辈□长
官是不是就有较强的自尊心呢？其实也大有疑问□这可以从几方面看出来□一
则是当他们遇到更长一辈或更高一级的长官时□他们所表现的姿态; 再则是当
他们在处理事情时是不是真能表现出负责任□有担当的态度□以及对原则的真
诚坚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观察□似乎不易让我们感到满意□
至若此外□这些都是自尊心没有能够充分培养起来的结果□
    普遍缺乏自尊心□与普遍缺乏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这是互为因果的两
件事□而其对於社会的影响□恐怕非常深远□不尊重自己□就难以产生强烈的
责任心与荣誉感□不会自我要求□缺少自律□自制□也
但是这种尊重只是本於尊长所拥有的权威□而非本於
即使人果真本能的会想要获得他人的尊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外地人人们对待
□乏尊重固勿需赘言□就是对认识的人也一样缺少尊重□在关系
亲密的人之间□强调的是□亲□□在有隶属关系的人间□强调的是□权威关系
□□这两者都不同於真正的尊重□
□那也不等於他自己能够尊重自己□

    中国人长久以来所受的这些苦难？
    不错□从许多物质的与精神的生活水准指标看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准无法
与欧□美□日本等先进国家相匹敌□中国人(包括海峡两岸)不但是过著比较穷
苦的日子□而且中国人所能享有的自由□民主程度也显然逊於这些先进国家□
这种情形已非一朝一夕□而且似乎也不是短期内可以扭转的□而可能更重要的
是□这种情形显然是我们无法凭个人意志当下移转的□事实□□从这个事实□
我们可以提出的质疑是：□中国人为什麽不能享有像西方人一样的物质与精神
生活水准？□这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是可以让学者们进行科学研究□试图寻找
答案的□合法的□(legitimate)问题□
长久以来中国就因为人口过多□老百姓普遍贫苦□而近百馀年来□中国国势更
是积弱不振□内乱□外患纷至沓来□而且□人祸之外□再加之以天灾□老百姓
长久陷於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遗憾的是□在缺少合理就制度结构之外□中国
人往往又表现出许多人格上的弱点□使人难以对中国未来的前途感到乐
观□虽然中国近代并不是没有改革的努力□然而在整个中国近代的变革过程中□许多的势力崛起□消退□在他们崛起的当儿□
他们可能曾经是某些人希望之所托□然而往往到後来希望都转为失望□绝望□
最後□这个势力则变成为众人咒骂□唾弃的对象□似乎一切的罪恶都源自於这
个特定个人或群体□而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推倒此一势力□然而□一而再□再
而三□人们最後得到的总是失望□因为旧势力的推倒似乎并不意谓著好日子的
来到□
科学家恐怕也无可奈何□不过□科学家可能会指出□□宿命□的观点意味著完
全无法改变□这种预先决定的说法□违反事物的□不确定性□与□或然性□的
普遍原则□而宿命论观点的最逻辑的结果就是人不需要做任何的自发的努力□
因为结果将是完全一样的□这样的说法□与人的常识相违□因为在人们的日常
经验中□努力去做一件事和让事情顺其自然发展□结果常常是不同的□即使是
星相家也都常有所谓改运之说□
    此外□科学家们也可能指出□□上帝□或其他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的概
念□可能只是世俗世界中的人为了寻找事物的意义而借用的一种有用的概念□
如果意义只是人们自己设想的□那麽它就不具有永恒性与普遍性□然而□人们
在寻求意义的过程中常不自觉地陷入我族中心主义的谬误之中□
    如果抛弃了我族中心的心理□超自然或神的概念就很容易被其他事物所代
替□否认了神秘的力量的作用□并不表示也否定了任何不由个人意志转移的影
响或决定因素的存在□而也在这一层意义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意义的普遍性
与永□性可以依赖其他的事物获得保证□

式。举例来说，如果要说明中国与日本在现代化发展成效上的差异，
常见的说明因素多半仍涉及一些典型的人的特质，像日本人的武士道
精神 (尚武、坚忍、自律、忠诚) 与勤勉、服从、集体主义价值取向
    由於思考的自然倾向与自我防卫的心理机转，我们容易把许多问
题的根源都归因於特定的对象，或者是外来的因素，如此可以让我们
有明确的归咎、泄愤的对象，这样可以使得我们的情绪容易平衡，心
理的矛盾痛苦可以减到最少。而且由於问题的根源是特定的，因此可
以将希望寄托在消除外在阻力或打倒此特定对象上，如此较易於维持
对未来的希望。所以，异族统治、列强侵略、帝国主义的压迫、军阀
乱政、独裁者的暴政、官员腐败、商人投机倒把....都可以成为大家
抨击的对象。但是，到了今天，异族统治、军阀乱政、列强侵略都已
经远去，我们却依然落後，现代化的目标依然遥远。经过一连串的挫
败以後，我们恐怕不得不承认，问题可能不仅是出自一群特定的人，
也不只是外在的因素所导致。我们必须在我们大家的身上寻找问题的
根源，我们是不是发展落後问题的「共犯」? 我们大家是不是都身陷
於共犯结构之中，而不自知?

    将苦难的原因归诸外来的或特定的因素，有助於心理的平衡，同
时也部分地合乎真实情况。但是如果因此结论认为自己毫无责任，显
然有偏颇。更要紧的是，将自己完全置於被动的地位虽然能解脱自己
的责任，却也等於在理论上取消了自身主动追求生存与幸福的可能性
，同时在实际上也忽略了对自身问题的反省，即使以最直接出之以他人意志的侵略战争为例，
其发生与否仍取决於人我彼此间的善意与两方面的相对力量。其中，
自身的力量与作为仍然会影响到事情的发展，不能说完全与己无涉。
何况，以德国和日本两个曾经在大战中战败的国家战後复兴的事例来
看，也足以证明：外敌不足惧，惧在不能自强，惧在我们无力、无术
慑服可能的外敌，或将之转变为我之助力。这些问题最後必然还是要
落在对自身的反省上。

    不过，在我们反省近代中国人的苦难与改革的困境时，却未必能
确切的了然整体的穷困所造成的问题，我们可能因为低估了资源匮乏
所带来的限制，以致於将福利的欠缺或社会的不安过度归责於执政的
个人或群体。虽然执政者通常确实应当负起最大责任，但是在我们努
力建立一个自主且较合理的政治结构的过程中，对於特定个人或群体
的过度归责可能使我们忽略了其他潜藏的问题。另方面，我们也可能
因为未能给予有心做事的人以较充裕的机会、较有利的人和环境，而
结果使我们全体都失去了获得较佳发展的机会。

    改革的阻力也许是源自於缺乏共识，因为对於改革的主张不同以
致出现许多的冲突，国共的内战部分可归因於此。而内战所造成的破
坏，大家也有目共睹。其实，并不是只有内战冲突才给我们带来危害
，并不仅见於
然而，这些不幸的情景难道会是改革者所意图
的吗？即使是意见不一致，也未必要兵戈相向啊？这背後显然还有其
他的因素搀杂在内。其中，资源匮乏可能仍是重要原因之一，

等。西方人在近代建立所谓「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表现，也
同样常被归因於他们从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新教的教义所形成的一些
特殊「精神风格(ethos) 」，包括他们的现世近欲 (this-wordly
asceticism) 态度与极端的营利性格，以及欲宰制世界的心态等。民
初作家鲁迅也曾指出，要救中国就要救中国人的灵魂。国父孙中山先
生也曾经提到：中国人像一盘散沙。整体来看，这是一个结构特徵，
而此一特徵并无关乎制度结构，而关乎中国人的国民性。此处倒无意
片面强调用国民性来说明现代化发展成效模式的有效性，而仅强调此
种说明模式在社会急遽变迁期间的适用性。

    许多人都对事情有自己的一套看法，麻烦的是，似乎每个有自己
看法的人都以为自己的看法就是最正确的看法，别人的看法则当然是
错误的。因此，如果别人有和自己不同的主张，当然是别人发生了错
误，尽管予以口诛笔伐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