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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hi Li <[email-masked]>
Date: 4 Jan 1994 04:18:51 GMT

3.家族主义、地域观念、特殊主义 (particularism)
    家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可说是无与伦比的，中国的社会结构是
以家庭为基础。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传统中国社会，家庭不但是最重要
的经济生产与消费的单位，它同时也是一生殖、繁衍的单元，以及社
会的、教育的、政治的、宗教的与娱乐的单元。简言之，家是一最重
要的原级的与面对面的团体。日本稻叶君山曾说：「保护中国民族底
唯一障蔽，是其家族制度。这制度支持力之坚固，恐怕万里长城也比
不上。」
    强固的家庭制度与家族主义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家族主义是对
於家庭制度的一整套支持观念或态度。作为一种意识型态，家族主义
要求家庭成员将家庭的价值奉为无上的价值，强调对家庭的效忠与奉
献。传统中国社会一再歌颂为家庭牺牲个人幸福的行为。二十四孝的
故事之所以被不断传扬，实际上也是在强化家族主义的意识型态，以
维护整个家庭制度。孝是维护家庭制度最基本的伦理。中国人的道德
观里面，也把孝视为最基本的一环。所谓百善孝为先、忠臣出於孝子
之门。
    家族主义的意识型态深入中国人心，即使它实际上曾经引起许多
人的困扰，人们仍然愿意牺牲其他，而不曾动摇此一价值体系。儒家
伦理也坚决拥护此一意识型态，从而也使得此种意识型态更形稳固。
在近代以前，唯一曾被讨论到的疑点可能是孝与忠之间的矛盾。人们
意识到，至少有时候忠、孝是不能两全的。也只有在这时候，我们会
听到「移孝作忠」这种压抑家庭价值的说法。当然，这种歧出的观念
是在皇权高张的时代被喊出来的，而它实际上被接受到什麽程度则是
可疑的。
    到了近代，部分中国的学者与思想家开始明白质疑传统的家庭制
度与家族主义意识型态。在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传统家
庭制度与传统政治制度一并受到激烈的抨击。胡适曾说：中国传统的
家庭制度易致使人民流於依赖性。又说：此等奴性，真亡国之根也。
林语堂也说：家族制度为个人主义之否定，限制个人的活动，麻庳了
我们的神经，剥夺了青年的事业心和发明天才，并且促长徇私、舞弊
、蔑视公众章程和规律的习性。
    四九年以後所实施的共产主义制度，对於传统的家庭制度可能产
生过极严厉的打击、破坏作用。公社制度部分取代了传统家庭的经济
功能; 造反有理的口号则一并打击了父母的权威。直到文化大革命之
後，中国大陆才在家庭伦理方面出现回归传统的趋势。然而，传统的
家庭制度显然已经不可能再完全恢复旧观。制度已经不同了，那麽，
家族主义意识型态呢? 家族主义意识型态是不是也完全消失了呢?
    从清末维新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再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这
是一波波反传统的浪潮。文化大革命可能是这个浪潮的最高点。家庭
制度这个中国社会最根深蒂固的传统，也在这一波波的运动当中受到
严厉的挑战。不过，反过来说，主导反传统的势力也一样会受到传统
势力的反击或抵制，共产主义在挑战传统中国家庭制度的过程中，一
样也会受到保守势力的抵制与排斥，而且有可能会因此损害到它的政
权稳固性。在这里，保守势力未必指特定政治立场的某些群体，理论
上每个人都可能是维护传统家庭制度势力的承载者 (bearer) 。
    虽然传统的家庭结构确实存有一些矛盾问题，某些特定的成员容
易受到压抑与不平等的待遇。但是，总的来说，家庭本身的吸引力还
是非常强大而自然的。家的温馨不是任何其他群体或制度所能完全取
代的。游子家园之思，可以深深地触动中国人的心弦。中国人重视家
庭，并不是一种反人性的发展。恰恰相反，它在大多数的方面是深深
合於人性的。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获得传统中国社会的肯定而有长足
发展，恐怕相当程度是由於它注重家庭伦理吧。
    近代对於传统家庭制度的质疑，主要是著眼於家庭与其他制度间
的矛盾问题，是因为家庭制度淹没或压抑了几乎所有其他制度或群体
的发展; 或者说，因为家庭的无比重要性，使得人们投入 (commit)
其他群体或者为其他制度献身的程度与可能性都大为减少。人们可能
因为家庭而忘了公益。虽然家族主义的意识型态不曾鼓励人们为非作
歹，而总是鼓励人们向善、向上，以光耀门楣。但是，在家庭的价值
远超过任何群体、制度或理念的情况下，人们可能在关键时刻选择牺
牲其他事物以成全家庭。试想，连亚圣孟子都赞成一种「子为父隐」
的做法，市井小民为了家庭，贪污、偷盗一些公物、公款，岂不也很
可以理解吗?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就是因为人们太过关
心自家人、相对忽视其他人而产生的流弊吗?
    无论如何，即使传统家庭制度遭遇到非常剧烈的变革，人们心中
对家庭的依恋、重视与投入仍然强烈。家庭制度虽然有了变动，家族
主义的意识型态却还继续影响著一代代的中国人。新加坡的前总理李
光耀，在政坛上的表现举世钦敬，然而，他那份望子成龙的心理，仍
然不免泄露出他的华人文化背景。曾经在电脑业界与IBM 公司分庭抗
礼的王安公司总裁王安，末了整个事业几乎完全烟消云散，原因也多
少与他宁愿传子不传贤的决定有关。台湾的经济这些年表现不错，然
而仔细看去，中小企业占了产业的绝大多数，而这些企业许多都是家
族企业，要转型成为现代化的大规模企业仍然很困难。即使是在中国
大陆，一般的家庭也仍然为了在一胎化政策之下达到传宗接代的使命
而苦恼; 而高干子弟也仍然享有令他人眼红的特殊权益。
    除了家族主义之外，传统中国人也普遍有著浓厚的地域观念。所
谓「人不亲土亲」，人与人之间即使攀不了亲戚，也还可以看看是否
有乡谊。依血缘或地缘关系增加彼此间的认同，这本是自然的倾向。
特别是传统中国社会相当程度上是一 segmental society (隔离群式
社会) ，社区与社区之间彼此有相当的独立性，而内部则有较高的自
给自足的性质。因此各社区之内的成员彼此间有紧密的凝聚性，因为
地缘关系而产生的认同感极为强烈。反之，不同地缘又无亲戚关系的
人之间却显得格外生份，甚至常存有疑惧与敌意。
    习於在空间范围较小且较为同质的社区中生活的人们，自然较易
形成特殊主义的互动模式，换言之，他们比较缺乏普遍主义的态度，
他们在与人互动之际，需视互动对方是谁而有特定的对待方式，而非
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人。亲疏之别非常明显。对待亲人非常殷勤，但是
对待陌生人却又充满疑惧、敌意。这正是社会学学者费孝通先生所谓
的「差序格局」。
    也正因为处於强调差序格局的环境里，所以讲关系变成非常重要
而且有效的争取资源的方式。我们常见到从事公共服务事业的人，对
一般人服务时态度非常冷漠，但是如果遇到熟人则又显得过度殷勤。
这样的差别对待态度其实也是人情之常，然而在异质社会中却显得□
格不入。
    在异质社会里，我们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机会非常多，如果彼此总
是以高度的疑惧、敌意相待，互动就很难平顺地进行，整体的效率也
就会大打折扣。西方国家人士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最困扰的问题之
一就是必须为许许多多琐碎的办事手续纠缠不已，折腾许久还不得要
领。
    其实，同样的问题绝不只是发生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国人
之间一样彼此相互提防、猜忌、掣肘，只是较少激起强烈的抗议或较
不易受到重视。
    举个较极端的例子。在抗战时期，云南龙姓军阀为恐失去对云南
一地的控制权，拒绝让中央军大量进驻云南，致使日寇从缅甸侵入云
南之际，地方兵团难以抵敌，最後只有依靠怒江天险才侥幸保住大後
方，未让敌人长驱之入。从旁观之，这岂不是宁可资敌的不合理行径
吗? 然而可以想见，当事人本人绝不是这麽想的。
    以上只是随意拈出的一个例子。其实，在中国近代的整个改革过
程中，各党派、各不同利益群体间，就不断上演著一幕幕的权力与利
益竞夺的戏码。举其中最著的国共斗争为例，从始至今不也就是一场
互相疑惧、敌视的互动过程吗? 然则，除了少数人之间或有权力斗争
的理由之外，其他的人卷进去又是所为何来呢? 理念的差异真有必要
以那麽多人的生命、财产、福祉作为实践的代价吗? 为什麽不可能以
研究、讨论的方式寻求最好的途径，而必须出之以最残酷的内战? 双
方各自强调的此是彼非，结果似乎也不曾证明谁是完美无瑕的一方。
    如果在中国近代的整个改革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有更充份的相互
信赖，有更强的合作、共利意愿，改革的步子会走得这麽艰难吗?
    良好的分工合作，需要有相关的一套明确规范为基础，妥善规定
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办事的原则与程序。然而，中国人办
事，似乎总是不肯或不能建立起一套较明确、有效率的办事规范。我
们总是弄不清楚人、我的权利与义务，也弄不清楚办事的确定原则与
程序，以致於一些简单的事情也总是要浪费许多的时间、精力，才能
够完成，遑论庞大、复杂的工作了。
    我们不难意会到，不肯建立一套较明确、有效率的办事规范，背
後主要是自私心理使然，主事者想利用模糊的办事原则以便尽可能掌
控相关利益。而且，独断论的与泛道德主义的思考习惯更容易让我们
当下如此认定 (除非我们与当事者利害一致或关系特殊) 。但是，这
种情形除了与自私心理有关之外，是不是也和特殊主义的互动模式有
关呢?
    人们在习惯於特殊主义的互动模式以後，脑海里就很难再容纳概
括性规范或普遍性律则这类概念。什麽事物都以特殊的意义存在著，
也被以特殊的方式对待著。普遍性是个难以理解的抽象概念。任何被
以普遍性意义提出的原则或理念都难以获得充分的理解，也难以普遍
被人们接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法律的意义也变得模糊不清。一般
人很难了解法律或规则的意义，也不尊重它们。人的权利、义务与办
事的程序可以随时依情境、依个人的判断而改变。譬如拿交通规则来
说，中国人就很难完全照规定来做。要中国人在半夜三更、四望无人
之际，按照红灯指示在十字路口前停下来，简直是荒谬的事。
    中国人极不情愿完全照著一组抽象规则办事，而宁愿改用自以为
更简便、有效、妥当的方式行之; 与其尊重抽象的规则，他们宁可先
考虑具体个人的利害。例如，台湾的警察通常宁愿以特别亲善或特别
敌对的态度与民众打交道，而不愿以公事公办的态度面对民众; 环保
官员在取缔工厂污染的时候，或者以同情的态度从宽处分，或者与厂
方形成仇雠; 管理违建的查缉人员在查到违建以後，或者对违建户网
开一面，不然就是恶脸相向。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所执行的法律并
没有什麽神圣性，反而是个别人的处境更能牵动他们的情怀。
    不可否认，红包的作用也是使得执法不严的重要因素。但是，红
包的意义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被模糊掉的。收红包是一项严重的罪
恶吗? 或者只是一种互惠? 我并未明确意识到有任何具体个人受害，
何不做做好事呢? 反过来说，民众之所以常愿意送红包，固然因为他
们期待红包能起「良性」作用，背後则反映出他们不相信官员会公平
对待民众，完全照章执法。他们也不敢奢望，规则的制订会以便民、
利民为原则。红包，在互动发生困难的地方，具有润滑剂的作用。送
红包的人有时候可能因为未达到目的而生怨，但是他未必认为授受红
包本身是坏事，所恨者毋宁为对方未能如约履行承诺，让自己得到预
期的好处。
    通常，只有权益平白受损的第三者才会对别人授受红包之事格外
痛恨 (虽然他自己未必就不会这麽做) ，然而这些人的存在在授受红
包的过程中却常是不被授受双方意识到的，因此也不致於激起强烈的
罪恶意识。
    总而言之，不论是中国的官员或是民众，基本上都是依循著特殊
主义的互动原则生存著。这种互动模式不改变、对普遍性规则的尊重
不能确立，要在今日异质社会里形成真正有效率的沟通与互动，恐非
易事。约在三十年前，有个美国学生狄仁华到台湾留学，离去时批评
台湾的中国人「人情味浓厚，公德心缺乏」，曾引起一片检讨之声。
如今时过境迁，大家还是依然故我。
    依我个人之见，特殊主义似乎是更近於自然人性的特质，普遍主
义则必须有赖於对自然人性的抑制或提升。简言之，要讲亲疏之别，
是不待学而能的。但是要做到对人一视同仁，甚至待人如己，却不容
易。然而，相对於中国人来说，西方人显然还是有比较浓厚的普遍主
义倾向，比较能依照普遍性的规则做事，也比较能以一视同仁的态度
对待他人，甚至对待自己。
    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杰佛逊，承接英哲洛克的思想，将「人类生
而平等」视为不言而喻的真理。法国大革命时的人权宣言，继续宏扬
此一平等理念，并且把博爱思想和平等思想并列为革命的理想鹄的。
十九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想勃兴，普遍平等的理念更成为此一思潮的
核心概念之一。
    不可否认，西方社会也经历过现代化的重大转型过程，从所谓的
同质社区转变成异质社会，互动方式从特殊主义转变成普遍主义。然
而，某些普遍主义的种子似乎早已播撒在西方人的心灵之中。早在古
希腊时代，就因为各近海城邦对於商业与贸易的注重，基於保障大家
的商业利益的考虑，促成了对贸易规则的重视; 此外，城市生活也促
使一般人较易熟习异质社会里的公共规则。进而，大哲学家柏拉图也
从哲学层面揭示了「共相 (universal)」的概念，甚至暗示「共相在
事物之先」，激发後世对普遍性概念的重视与讨论。
    古罗马承接希腊之後，而以其法律制度闻名後世，它对於程序与
形式正义的注重，成为直至今日西方法律制订时的基本考虑原则。
    基督教的新约教义，可能部分和柏拉图的思想有关，其中也蕴涵
了普遍主义的特色。一方面，耶稣本身的教训强调对贫穷、受苦之人
的关怀; 另方面，使徒保罗更高举普世主义，强调基督的平等、博爱
精神，无分犹太人与外邦人。使基督教不再是一地、一国的宗教，而
成为世界性的宗教。此外，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发展，使得它成为社
会教化最具影响力的部门。德国社会学者韦伯 (Max Weber)即强调，
西方人的自律性格，是拜几世纪来的基督教 (特别是新教) 伦理的严
密生活控制教义之赐。
    罗马法律与基督教伦理分别从俗世事务与精神层次在西方人的心
灵中种下了普遍主义的种子，独立宣言与人权宣言，以至社会主义的
平等理念，或许不妨视为此一种子所生出的果实。
    普遍主义显然有助於使人们由衷接受公共规范以及平等待人，这
足以使人表现为有公德心的模样。但是，它能否减少人性的自私倾向
呢? 这恐怕比较不易确定。也许我们可以假定，自私是源於自我中心
与自我保护的人类天性，所以是很难抹灭的。但是自私心理有可能被
修饰、被以不同形式表现，甚至包括一些高度升华的形式。普遍主义
极可能有助於建立人际互信与共利，消除零和 (zero-sum) 的心态，
虽然未必能消除自私心理，却很可能有助於达到大家都赢的结果。这
样的自私已经不再显得那麽可恨、可鄙。处身在现代社会里，我们也
许还是会偏好这样的互动模式。
    此处或许值得再谈谈日本的例子。从许多事例中，我们也可以看
出，日本人比中国人公德心要强。他们在公共事务上表现出的高度自
律、尽责，让许多见识过的中国人感到汗颜。老一辈的台湾人里，有
不少人对日本人至为佩服; 相对的，却很不满大陆来台的中国人。
    然则，既然我们常说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很深的渊源，为什麽
两者间表现出如此差异呢? 愚意以为，日本也是经过一番长期的痛苦
洗练，才有以致之。
    我们都知道，日本人的主要精神特质就是所谓的武士道精神。这
恐怕是藉著近千年来武士对一般平民的宰制才逐渐形成的。明治维新
以前的日本，长期陷於封建领主的统治之下。这些领主与其主要干部
基本上都是武士出身。领主与百姓之间的关系迥异於中国官僚与平民
的关系。相对於中国的文官统治与郡县制，日本百姓接受的是高压式
的统治，因此比较可能被强制地在心灵里印下普遍规则的概念，或者
说被强制塑造合乎公共生活要求的行为习惯。反之，中国的郡县制则
不容易真正将有关公共事务的政令深入推行到乡里、村社，而往往只
能停留在较高的层级 (如县) 或在城市地区。此外，文官统治也远不
及武人统治具有强制力。所以，相对於日本人而言，中国人可能享受
了较多的「天高皇帝远」、「帝力与我何有哉」的田园生涯，但是在
发展公共规范与自律习惯方面，却也因此难有好的表现。
   (待续)